現代化的貧窮

「在一個久旱無雨的村子裏，一個無地的勞動者家庭設法度過又一個災年。他們往屋的地上填滿了泥土，屋頂用竹子支撐著雜草，棕櫚葉被捆在竹子上當作窗子。屋內只有睡覺用的草鋪和保暖用的麻袋。那塊搭建棚屋的土地也不屬於這個家庭，幸而他們碰上一位好心腸的鄰居，才把那一小塊地無限期地租給他們。他們開墾了一點荒地，可以種些薑黃和生薑，並且栽了一棵波羅蜜樹。

當家的是一個幹農活的短工，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沒有工作的機會。過去，在農閒時，他還能在附近鎮子的建築工地上找些零活幹，可是，自從生了一場傷寒病後，他就失去了幹重活的能力。

主婦一般整天忙於燒飯，照顧孩子和上井打水等家務，幾年前一場霍亂中失去雙親的姪女做她的助手。有時她們從有錢的鄰居可找到一點碾米、除草和劈柴之類的工作。
九歲的兒子和七歲的女兒去打柴、挖野菜和割草。妹妹在母親和表姐脫不開身時還要照顧嬰兒。

這個家庭用微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購買食物，主要是大米。他們常常一天只吃兩頓便餐。他們希望不用等到砍下和賣掉那棵波羅蜜樹或者支撐屋頂用的那些竹子，就能堅持到收割季節。」

上述不是粵語長片的橋段，也不是筆者穿鑿附會的故事，而是「世界銀行」的「一九九○年世界發展報告」有關貧窮部分的一宗紀錄，事件發生在孟加拉國的一條村莊。這個故事不可能是最悲慘的一個，每天因肌餓而死亡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為甚麼快要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貧窮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為甚麼富裕國家的人民正因為「營養過暴」而掉命，在地球的另一角落卻有十多億人因營養不良而身處死亡邊緣？這不是一幅極荒謬的圖畫嗎？

我不是要鼓吹共產主義，也不是要叫讀者從此吃雪糕也要心裏歉疚，但若看完這篇文章能使你體認到，我們也有分於製造「現代化」的貧窮，從而鼓勵你多關注貧窮者的權益，這將是我所樂意見到的。

過去，人們對貧窮的觀念不外以下數點，某些國家缺乏資源，或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領導無方，或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失去控制。是以這些人的貧窮若不是先天不足，就是自取其咎。

對於貧窮，一些經濟自由主義的創始人主張不應加以援手。李嘉圖（David Ricardo）就認為，要讓勞工所得僅夠糊口，以免改善生活後，反而導致人口增加，使剛萌芽的經濟增長化為污有。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著名的「社會進化論」，主張汰弱留强的理論：

「我只是將達爾文的觀點應用於人類……所有的種族都面臨著維持活計的困難……環境和生活不斷在人們身上施加壓力，只有那些能夠克服壓力的人，才能生存，……這是物競天擇的道理。」

於是史賓塞使富裕者安心的去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享受富裕所帶來的樂趣。畢竟富裕者只是發揮本能而已。

今天仍有人引用這樣的「迷思」（myth）來證明他們與別人的貧窮無關。當然，若果他們認為在完全不公平的制度下掠奪別人的資源，致使別人無法謀生，這也是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則。那麼，我們只得承認，世界的道德基準是强權，而不是公理。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貧窮的人口集中在南亞、東亞和撤哈拉以南非洲，人數超過十億。貧窮的情況沒有太大的改善，相反地，世界的貧富懸殊卻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已發展的工業國在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已從平穩發展到高速，而發展中落後國家的增長率卻不斷下降，甚至是地區內各國的貧富差距也有擴大的現象，顯示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趨勢。

這實在叫人費解，物質豐裕的今天，為甚麼還會有人挨餓？更令人驚訝的是，貧窮的問題竟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加嚴重，即使在農業社會時代，貧窮至連一口糧也沒有的人還不及今天的多。

我把今天的貧窮現象稱之謂「現代化」貧窮，是因為今天的貧窮成因與過去的大大不同。過去人們主要是因為天災造成農作物大量的損毀，或是在工業社會裏，人們長期失業導致貧窮。但今天，貧窮的主因卻是西方國家對落後地區資源的「掠奪」，和貧窮國家政府和商人的「自肥」政策。

貧窮最簡單的解釋是人口太多。糧食不足。不過，從美國人每天平均吸收三千卡路里的熱量來計算，全球生產的糧食是足以餵飽每一個人的。問題卻出自全球糧食分配並不平均。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百分之八十的兒童營養不足，卻有約半數的農地用來種植供富人享用和出口所需的農作物；而世界上最窮的四十個國家中，有三十六個是向美國出口糧食的。即使在面臨乾旱和民眾正在挨餓的境況，這些國家仍不斷出口糧食。在墨西哥的農場裏，用來飼養家畜的穀物，比農民所吃掉的還多，在巴西，就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玉米用來作為家畜飼料，而這些都是為了出口到富裕的國家。

那麼，這也只是落後國家的農民自尋苦吃吧！他們大可以為自己的肚腹耕種；不用把糧食出口就是了。是的，若果他們可以這樣做的話，大概貧窮的問題不會如此嚴重。
在大多數人民陷於飢餓的國家裏，大部分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數地主手上。根據七十年代一項對八十三個國家的研究顯示，接近百分之七十九的農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人手中。那些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是都用來耕作，而是用來投資，大量農田因而荒廢。（香港的新界農田不也是遭受同樣命運。）在哥倫比亞，少數地主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這些土地卻只有百分之六是作種植用途，地主們致富之道是把土地變作工業用途，製造一些外國市場吸納的產品，而這些由農地變作工業用地的操縱權一般落在都市裏和外國來的富人手中。

那麼，為甚麼有大地主的產生？這就不得追究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遺害了。眾所周知，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往往把征服的地方視為替宗主國利益服務地區。英國經濟及社會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就曾說過：殖民地不應被看成是一個國家，它的農業設施的唯一目的是供應「它所屬的更大的社會」。於是，所有殖民地的農業均轉向出產宗主國所需要或是能轉售圖利的農產品。

殖民政府為了要逼使農民轉種出口農產品，於是向農民徵收繁多的稅項，無論是牛、土地、房屋，甚至是人也要徵繳稅，而稅款則以宗主國的貨幣為準。因此，農民若要有錢繳稅，就必須種植出口農作物換錢。不過，殖民政府卻透過農作物價格的控制，使農民耕作的收獲總不夠繳納稅項。在一九三○年代，非洲出現了一些由殖民政府主持的市場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收購價卻遠低於世界市場。

殖民政府又刻意的把擁有農地的「自耕農」排拒於政府的服務之外，諸如道路、水源、種子、貸款，以及蟲害的情報等等，使自耕農不得發展。在種種由殖民政府製造出來的環境下，自耕農為了生存被逼把農地賣給政府或富商，自己則淪為農場裏的雇工。

當然，還有一些殖民政府赤裸裸的宣布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再把土地轉售給能付得起錢的人，不論是宗主國或是當地的富商。

直至殖民主義消亡，但遺禍仍然存在。西方國家後來發明了一個名為「高收成品種」的種植計劃，利用先進的科技和强勁的化學肥料及殺蟲劑，增加收成。西方國家利用它們在聯合國的地位，以援助的名目，再加上向發展中國家施以收回資助項目的威脅，使這套計劃得以在發展中國家實施。但先進的科技、强勁的化學肥料和殺蟲藥都需要極大的投資，這不但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更大的債務危機，亦使自耕農無法從買賣農作物中得到利潤，承受不到債務的惟有賣出土地，於是發展中國家的土地控制權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不過，農作物既是用作出口，農民就應該有豐厚的收入吧！而且全球糧食的價格也在上漲，農民就更應受惠了。當然，我們不會忘記真正受惠的是賣買糧食的商人。另外，糧食價格的調控卻使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永遠受到操縱。

賣買糧食的人並不著眼於餵飽世界上的每一個。事實上，這是一筆大生意，利潤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為了要使糧食價格保持一定水平，他們不惜「製造」短缺的現象。一九七二年九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和農業部長布茲就把五百萬英畝的麥田退出生產行列，使麥的價格大幅上升，到了一定水平後，美國將美元貶值，使得穀類糧食一下子「顯得」平宜了百分之十五，世界各地於是紛紛搶購，而美國就賺個滿堂紅了。

事實上，當一種出口農產品在世界市場價格上漲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反而減少給農民的收購價格，為的是刺激農民增產，以保持他們的收入水平。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已完全轉向出口，一些很基本的穀類農作物反而要靠賴由西方國家進口，西方國家透過貨幣政策和它們對價格的控制權，又情願把糧食棄置或毀滅，都不願意以低價賣給發展中國家的飢民。自耕農則看著由西方一手操縱的糧食價格而決定種植農作物的品種。但由於一窩蜂的轉耕，反過來造成了該品種農作物的過剩現象，結果在收成時候造成了價格下跌，農民的投資亦變成得不償失。

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依賴不少由外國進口的貨品，在通貨膨脹之下，他們的生活就更加難以撐下去了。

這實在是一幅令人慘不忍睹的圖畫，當世界糧食的總存量不斷增加時，卻製造了更多的飢餓者。國際勞工組織於七十年代中期完成了對七個亞洲國家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些國家的農民生活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苦，但這些國家卻以「國民平均所得」的數字有所增加來遮蓋事實，當一個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活在赤貧的狀態，只有那擁有大部分資源的少數人士不斷增加財富，這個「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只能算是一種誤導。

作者按：本文資料主要來自Flappé & J Collins所著的Food First及Susan George 所著的How The Other Half Dies – The Real Reasons for World Hunger。有意了解現代文明問題的讀者可以參看這兩本書，其中Food First 已譯成中文，由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分為兩冊，書名分別是《糧食第一》和《綠色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