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異分子的省思

這是阿美的故事：

阿美今年十四歲，她一出世就被視為不祥之物；父親失業了，父母親常因經濟問題吵個不休，阿美時常遭受他們的毒打，她的後腦滿布傷痕，是父母親對她的傷害。阿美的大哥是一個罪犯，曾因行劫而入獄兩年。

阿美在學校時常搗亂，罵老師，打同學，因而被校方趕出校。

阿美在朋友的介紹下，與數名少女居於旺角區的舊唐樓內，由兩名男子看管，安排她們從事賣淫活動，每天平均接十單生意，阿美稱這種生意做「私鐘」。

她們白天以打「麻將」度日，直至晚上七時許，生意就會陸續而來。阿美每單生意可分取五成收費，平均每月收入過萬元。但由於她在「麻將」檯上輸了不少，剩下來的錢就僅夠維生。

阿美在一次警察掃黃的行動中被捕，判入女童院。在女童院內，阿美仍然時常搗亂，罵社工、毆打其他女童，又故意毀壞院內的設施，院方帶她到精神科醫生檢查，發現她不僅神志健全，智商更高達一百二十八度。

這不是一齣電影的橋段，而是我初出道當記者時，報道的一宗個案。阿美不但真有其人，我們的社會裏，更有無數個阿美，他們被視為不懂潔身自愛、墮落、自作賤的一羣，社會稱他們為「邊緣青少年」。

念大學時，我曾選修一科名為「罪惡、瘋狂和社會」（Crime, Madness & Society）的科目，現在只依稀記得一個叫做「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的東西，內容大致是說，社會上的大多數，如何利用他們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將一些不合主流的行為，「標籤」為「越軌」行為，而被「標籤」的人，往往會產生「自我完成式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效應，按著被「標籤」的方向，實現了社會大多數對他們的看法。這個理論，直至我進入社會工作，才發現它的真實性。

在快餐店、卡拉OK、桌球室、便利店，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被稱為「邊緣」的青少年，我們是邊緣，原因是他們不乎合社會的期望。我們討厭他們，並投以憎厭的眼光，因為他們是離異分子。

是的，我們已習慣於「一致」，從進入學校開始，我們接受同一的課程，受著同一句說話的激勵：「要讀好書才有前途。」得到同一的嘉獎，受到同一的責備，被同一個計分制度來衡量成績。從學校踏進社會，我們拿著同一的文憑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若要自我介紹，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事情！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出自己是某地的市民、某學校的學生、某社會的成員、某公司的職員，還有甚麼呢？實在想不出來了，因為我們已失去獨特的身分，被社會的規範標準化了。稍與這個標準有差異的，他就是「離異分子」，他的行為就是「越軌行為」。

不合羣的「離異分子」一旦被擁有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人實施「標籤法」，他們就註定要實現這個自我完成式的預言。社會的資源將不會再花在他們身上，「離異」的學生被湊合在劣等的學校裏，文憑上的劣等學生也就只能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受盡冷眼的「離異分子」以破壞的行為洩憤，以回應他們被社會的制裁。實施標籤法的人喜見自己對「離異分子」的判斷是多麼準確。

我們害怕「離異分子」，因為他們威脅著我們習慣了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質疑過。

社會學家史賓諾沙（Spinoza）曾經這樣說：

「如果貪慾的人貪的只是錢財，有野心的人想的只是名位，我們就不認為這些人是瘋了，只不過覺得討厭而已；通常只是瞧不起他們。然而實際上，貪慾、野心等等，實在是不同形式的瘋狂，儘管通常我們並不視為『病症』。」

很明顯，史賓諾沙的言論已經過時，貪慾和野心不但不叫人討厭，還被視為有上進心的表示。相反地，沒有這兩樣質素的人，將受到社會的鄙視。

在這個價值觀念完全被扭曲的社會裏，誰是瘋狂？誰是正常？「離異分子」的越軌行為會否只是對這個畸型社會的控訴？

電影《飛越瘋人院》描述主角被關進瘋人院裏，受到護士和執行紀律的人以「非人性」的手段對付。相比起來，被定為「神智不健全」的人更顯仁愛，而「正常人」則更顯殘暴。這何嘗不是現實社會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