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牛仔與紅番
政治篇
民主怪相
民主與顚覆
現代化的貧窮
輸出死亡的武器銷售
多國籍企業的罪行
官僚主義──現代政治的怪物
社會篇
城市的禍患
醫學使人生病
教育使人變蠢
專業的極權世界
人為下的失業
怠工情緒
不斷擁有的文明
人篇
無聊啊！
城市人再無所感
現代人的不自由
平面及單向化的「專業人」
新人類素描
離異分子的省思
市場決定人的價值
富裕的咒詛
信仰篇
文明需要信仰
真正的信仰
流浪者之旅
創造與救贖的信仰
Tuesday, October 03, 2006
牛仔與紅番
兒時跟父母看荷李活電影，看到西部牛仔與紅番拚個你死我活。最後當然是牛仔打敗了野蠻和殘忍的紅番，並將他們改變，成為不再濫殺無辜的文明人。在我的年代裏，牛仔就等於黃飛鴻，紅番就是石堅，這是再清楚不過的劃分。
文明，其意義似乎就是牛仔與紅番的故事。從英文的字義看，civilization即是使之成為公民；再按西方的思想，一旦未成為公民，就還未受法紀的管治，屬野蠻的一族，所以civilize就是使野蠻或無知的狀態進入教化或開化的狀態。按著這個意義，西方在過去數百年來不斷向世界各地進行文明的開拓。
不過，社會學家當然要給文明一個較科學化的定義。他們說，文明就是描述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和階段。那麼，文明的演化是否真的如牛仔與紅番的故事，是在進步的狀態？抑或牛仔只是為著自己的利益，不斷對紅番進行狩獵？每當進入這個課題，必然引起很大的爭論，問題是各人對進步的定義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從科技的先進、物質的豐富和社會規範的合理化，得出人類文明進步的結論；也有人從人類的精神的萎縮，倫理的匱乏，認為人類文明正在退步。我抱持後者的觀點，正如當代的著名的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 Schweitzer）所言：
「假如缺乏倫理基礎，文明就會崩潰，即使最强壯的創造力量和知識力量，正在其他各方面發揮作用，也無法避免。」
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實在需要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演化歷程。
若說文明應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進展，那麼，現代的文明就只完成一半的使命，甚至在缺乏後者的情況下，物質的豐裕使人類步上被奴役之路。人類不知所止，只求不斷擁有更多的物質享受，自身反版物質所驅使，失去人自主和靈性的高貴品質。
上天賦予我們的理性，原是要我們在生存的掙扎過程裏，以理性來駕馭我們的意向，使之與大自然的力量和身邊的同伴的關係得以協調。但在缺乏精神的追求下，人類將理性的功能扭曲，理性等同了功利意識，人類凌駕於大自然之上，毫無限制地開發、濫用。人將他身邊的同伴變成奴隸、像牲畜般任由驅使，在利益的衝突之下，人採取戰爭的方式，互相廝殺。國家的成立沒有解決問題，領導者常站於與人民敵對的位置，專制極權的統治到今天仍然存在。而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他們的民主和自由乃建基於鄰國人民的貧窮和奴役之上。理性已失去駕馭人類意向的力量。相反地，理性成為人類追求物質欲望的藉口，理性的行為被定義為獲得最大的物質收益，所用的手段變成無關宏旨。
只要我們打開一本文明史，內裏詳盡地記載人類在藝術、建築、政治、經濟、工商業方面的偉大成就，倫理卻從來就不入議題。在文藝復興時期，人類開始覺察到他們的精神狀況已跌至深谷，於是牽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鼓吹物質與精神並駕齊驅的發展。可惜，這個醒覺維持十九世紀初期，人類對倫理的追求再次衰退下來。相反地，物質的發展卻急速地發展。為了疏解這種不協調的發展，社會科學家將文明的範圍劃為科學、技術和藝術的進展，而倫理則屬於文化的範疇，並且是沒有絕對標準。
在這意識的帶導下，人類高擧順應現實而生存，理想只是不切現實的高調，是故作清高的偽君子的調兒。於是，我們主張憑經驗斷定是非，凡是產生好效果的，就是我們需要的東西，所謂好的效果，當然又是物質的豐裕了。於是，一切的倫理主張只是形而上的東西，沒有參考作用。我們宣稱，科學是無良心和中立的，於是各色各樣急速消耗資源以助長人類物質享受的、和在極短時間內消滅大量敵軍的「先進」科技紛紛出籠。
學術的研究也受到「經驗主義」的影響，學者們不再努力於為人類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而是搜集資料，或是從資料的綜合分析，預示未來世界的面貌，他們再不奢談「應然」（oughtness）的問題，而只告之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必然」之事。以哲學為例，在這個世代，我們已很難找到真正的「哲學家」了，哲學可說是學問的根源，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思想人和世界存在的意義和彼此應有的關係，並為他所處的世代提出解決的問題的方案。很可惜，商業主義已成為現代社會所有範疇的決定因素，學術研究也不例外。沒有太多人有興趣研究沒有市場的哲學，即使是讀哲學的，他們大多熱中於研究哲學的過去，即使研究倫理的，也只是重覆前人的理論，哲學已成為同義反覆的敍述（tautology）。大家在賣弄學問，能成為學者的，只需要記憶，而不是思考。
那些「前衛」的未來學者們（futurist），從豐富的史料裏和每天的資訊搜集，為我們預測明日趨勢，卻鮮有觸及人類前途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文明潰敗的形勢。事實上，有關文明問題的探討已是十九世紀末的事情了，但這些問題並沒有過氣，卻是愈來愈急切。不過，學術界應深切研究的這問題仍乏人問津。畢竟，未來學者們那些新奇的預言才吸引讀者，才有市場的叫座力。
今天人類若不再及早深切的反省文明潰敗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只怕時間並不十分充裕，大自然的枯竭和人類自毀的危機沒有一刻不在加深。中東大戰的後遺症已陸續出現，環境災難性的污染、軍備競賽重新擡頭，民族間的仇恨不斷擴大。事實上，我們的世界已史無前例的一體化了，任何地區的問題都會擴大成為全球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人類的命運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脆弱。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沒有任何的將來學者能準確地預言。
只有當我們願意返回最基本的課題，深切地思考，並願意改變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人類的文明才有真正的進步，這些基本的課題又是甚麼？
數年前一齣名叫Blade Runner（編按：在香港上演時，中文片名為《廿一世紀大逃亡》）的荷李活電影，描述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已進展至可製造與人類一樣地獨立思考的「仿製人」，他們如常人般活在人類的世界裏，從事危險的工作，並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身分。直至一天，他們發現了自身的祕密，便千方百計，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為要找出他們的創造者，尋求三個問題的答案：一、我是誰？二、我生存的意義是甚麼？三、我將會往何處？
自古以來，人類何嘗不是尋索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但當人類一旦把注意力放在肉身上的即時滿足，不再尋索肉體以外的精神問題，人就失去其作為人的獨特性，與動物的生存形態無異，都是按著體內的衝動行事，沒有更高的價值系統，作為他們的行事準則。
我們曾依賴社會的組織和制度，我們不斷嘗試，期望找出理想的模式。很可惜，無情的現實告訴我們，組織和制度沒有幫助我們脫離野蠻的品性。相反地，我們利用制度和組織，逃避責任，甚而是壓制人的自由和自發性。不論是共產還是民主的政權，分別只是處理手法不同，一個赤裸、一個隱晦，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官僚主義。
當然，這絕不是意謂，我們不需要爭取制度的改善。誠然，要挽救瀕臨崩潰的人類文明，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和科技的制度都要作巨大的轉變。不過，若缺乏人在精神上的更新，問題的解決仍不樂觀。
只有當我們願意尋求精神的進步，以上天賜給我們的理性，就是一個不滿足於事物的表象、努力尋索表象背後的真象、並對生命究竟有確切理解的理性，也要拋棄虛無的相對主義，重新建立一個以倫理為基礎的價值觀念，來帶導人類文明的步伐，我們才可以有把握，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要旨。或許你認為這調子已有點過時。二十世紀初期已有論者提出類似的警告，謂人類若不悔改，將要面臨災難性的後果。我得承認，這本書的調子並不新鮮。只是人類從來沒有理會這調子的真實性。今天，危機沒有絲毫減退，本書嘗試將這調子現代化（update），以今天社會發生的種種現象，來說明這調子的確實。
這本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沒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也刻意地減少引用今天最流行的未來學理論，原因是我並不完全同意他們的分析。本書抽取時下一些現象與讀者討論，觀點或許不夠成熟和完整。論及一些現象，也是從批判的角度來討論，例如專業人士和民主的制度，文章只集中揭示其陰暗的一面，但這絕不意謂全盤否定這些人士和制度的價值。只是這本書已定了寫作的觀點和角度，旨在解開現代社會奉為金科玉律的迷思（myth），是以很難避免出現不夠全面的毛病，好處卻是觀點明晰，議論不會拖泥帶水。
最後，這本書得以完成，有賴多方好友的協助，在此衷心表達我的謝意，只盼望這本小書能為讀者帶來一點生命的反思。
兒時跟父母看荷李活電影，看到西部牛仔與紅番拚個你死我活。最後當然是牛仔打敗了野蠻和殘忍的紅番，並將他們改變，成為不再濫殺無辜的文明人。在我的年代裏，牛仔就等於黃飛鴻，紅番就是石堅，這是再清楚不過的劃分。文明，其意義似乎就是牛仔與紅番的故事。從英文的字義看，civilization即是使之成為公民；再按西方的思想，一旦未成為公民，就還未受法紀的管治，屬野蠻的一族，所以civilize就是使野蠻或無知的狀態進入教化或開化的狀態。按著這個意義，西方在過去數百年來不斷向世界各地進行文明的開拓。
不過，社會學家當然要給文明一個較科學化的定義。他們說，文明就是描述人類社會演化的過程和階段。那麼，文明的演化是否真的如牛仔與紅番的故事，是在進步的狀態？抑或牛仔只是為著自己的利益，不斷對紅番進行狩獵？每當進入這個課題，必然引起很大的爭論，問題是各人對進步的定義有不同的理解。有人從科技的先進、物質的豐富和社會規範的合理化，得出人類文明進步的結論；也有人從人類的精神的萎縮，倫理的匱乏，認為人類文明正在退步。我抱持後者的觀點，正如當代的著名的人道主義者史懷哲（A. Schweitzer）所言：
「假如缺乏倫理基礎，文明就會崩潰，即使最强壯的創造力量和知識力量，正在其他各方面發揮作用，也無法避免。」在這個意義下，我們實在需要重新理解人類文明的演化歷程。
若說文明應包括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進展，那麼，現代的文明就只完成一半的使命，甚至在缺乏後者的情況下，物質的豐裕使人類步上被奴役之路。人類不知所止，只求不斷擁有更多的物質享受，自身反版物質所驅使，失去人自主和靈性的高貴品質。
上天賦予我們的理性，原是要我們在生存的掙扎過程裏，以理性來駕馭我們的意向，使之與大自然的力量和身邊的同伴的關係得以協調。但在缺乏精神的追求下，人類將理性的功能扭曲，理性等同了功利意識，人類凌駕於大自然之上，毫無限制地開發、濫用。人將他身邊的同伴變成奴隸、像牲畜般任由驅使，在利益的衝突之下，人採取戰爭的方式，互相廝殺。國家的成立沒有解決問題，領導者常站於與人民敵對的位置，專制極權的統治到今天仍然存在。而所謂民主自由的國家，他們的民主和自由乃建基於鄰國人民的貧窮和奴役之上。理性已失去駕馭人類意向的力量。相反地，理性成為人類追求物質欲望的藉口，理性的行為被定義為獲得最大的物質收益，所用的手段變成無關宏旨。
只要我們打開一本文明史，內裏詳盡地記載人類在藝術、建築、政治、經濟、工商業方面的偉大成就，倫理卻從來就不入議題。在文藝復興時期，人類開始覺察到他們的精神狀況已跌至深谷，於是牽起了一場史無前例的運動，鼓吹物質與精神並駕齊驅的發展。可惜，這個醒覺維持十九世紀初期，人類對倫理的追求再次衰退下來。相反地，物質的發展卻急速地發展。為了疏解這種不協調的發展，社會科學家將文明的範圍劃為科學、技術和藝術的進展，而倫理則屬於文化的範疇，並且是沒有絕對標準。
在這意識的帶導下，人類高擧順應現實而生存，理想只是不切現實的高調，是故作清高的偽君子的調兒。於是，我們主張憑經驗斷定是非，凡是產生好效果的，就是我們需要的東西，所謂好的效果，當然又是物質的豐裕了。於是，一切的倫理主張只是形而上的東西，沒有參考作用。我們宣稱，科學是無良心和中立的，於是各色各樣急速消耗資源以助長人類物質享受的、和在極短時間內消滅大量敵軍的「先進」科技紛紛出籠。
學術的研究也受到「經驗主義」的影響，學者們不再努力於為人類的問題提供解決的方案，而是搜集資料，或是從資料的綜合分析，預示未來世界的面貌，他們再不奢談「應然」（oughtness）的問題，而只告之已經發生或將要發生的「必然」之事。以哲學為例，在這個世代，我們已很難找到真正的「哲學家」了，哲學可說是學問的根源，哲學家的工作就是要思想人和世界存在的意義和彼此應有的關係，並為他所處的世代提出解決的問題的方案。很可惜，商業主義已成為現代社會所有範疇的決定因素，學術研究也不例外。沒有太多人有興趣研究沒有市場的哲學，即使是讀哲學的，他們大多熱中於研究哲學的過去，即使研究倫理的，也只是重覆前人的理論，哲學已成為同義反覆的敍述（tautology）。大家在賣弄學問，能成為學者的，只需要記憶，而不是思考。
那些「前衛」的未來學者們（futurist），從豐富的史料裏和每天的資訊搜集，為我們預測明日趨勢，卻鮮有觸及人類前途問題的核心；那就是文明潰敗的形勢。事實上，有關文明問題的探討已是十九世紀末的事情了，但這些問題並沒有過氣，卻是愈來愈急切。不過，學術界應深切研究的這問題仍乏人問津。畢竟，未來學者們那些新奇的預言才吸引讀者，才有市場的叫座力。
今天人類若不再及早深切的反省文明潰敗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只怕時間並不十分充裕，大自然的枯竭和人類自毀的危機沒有一刻不在加深。中東大戰的後遺症已陸續出現，環境災難性的污染、軍備競賽重新擡頭，民族間的仇恨不斷擴大。事實上，我們的世界已史無前例的一體化了，任何地區的問題都會擴大成為全球的問題，正因為如此，人類的命運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脆弱。我們面臨的是一個「不確定的年代」，沒有任何的將來學者能準確地預言。
只有當我們願意返回最基本的課題，深切地思考，並願意改變我們習以為常的生活方式，人類的文明才有真正的進步，這些基本的課題又是甚麼？
數年前一齣名叫Blade Runner（編按：在香港上演時，中文片名為《廿一世紀大逃亡》）的荷李活電影，描述人類在二十一世紀的科技，已進展至可製造與人類一樣地獨立思考的「仿製人」，他們如常人般活在人類的世界裏，從事危險的工作，並不知道自己的特殊身分。直至一天，他們發現了自身的祕密，便千方百計，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為要找出他們的創造者，尋求三個問題的答案：一、我是誰？二、我生存的意義是甚麼？三、我將會往何處？
自古以來，人類何嘗不是尋索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但當人類一旦把注意力放在肉身上的即時滿足，不再尋索肉體以外的精神問題，人就失去其作為人的獨特性，與動物的生存形態無異，都是按著體內的衝動行事，沒有更高的價值系統，作為他們的行事準則。
我們曾依賴社會的組織和制度，我們不斷嘗試，期望找出理想的模式。很可惜，無情的現實告訴我們，組織和制度沒有幫助我們脫離野蠻的品性。相反地，我們利用制度和組織，逃避責任，甚而是壓制人的自由和自發性。不論是共產還是民主的政權，分別只是處理手法不同，一個赤裸、一個隱晦，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官僚主義。
當然，這絕不是意謂，我們不需要爭取制度的改善。誠然，要挽救瀕臨崩潰的人類文明，無論在政治、社會、經濟和科技的制度都要作巨大的轉變。不過，若缺乏人在精神上的更新，問題的解決仍不樂觀。
只有當我們願意尋求精神的進步，以上天賜給我們的理性，就是一個不滿足於事物的表象、努力尋索表象背後的真象、並對生命究竟有確切理解的理性，也要拋棄虛無的相對主義，重新建立一個以倫理為基礎的價值觀念，來帶導人類文明的步伐，我們才可以有把握，開創一個新的局面。
這就是我寫這本書的要旨。或許你認為這調子已有點過時。二十世紀初期已有論者提出類似的警告，謂人類若不悔改，將要面臨災難性的後果。我得承認，這本書的調子並不新鮮。只是人類從來沒有理會這調子的真實性。今天，危機沒有絲毫減退，本書嘗試將這調子現代化（update），以今天社會發生的種種現象，來說明這調子的確實。
這本書不是一本學術著作，沒有系統的理論架構，也刻意地減少引用今天最流行的未來學理論，原因是我並不完全同意他們的分析。本書抽取時下一些現象與讀者討論，觀點或許不夠成熟和完整。論及一些現象，也是從批判的角度來討論，例如專業人士和民主的制度，文章只集中揭示其陰暗的一面，但這絕不意謂全盤否定這些人士和制度的價值。只是這本書已定了寫作的觀點和角度，旨在解開現代社會奉為金科玉律的迷思（myth），是以很難避免出現不夠全面的毛病，好處卻是觀點明晰，議論不會拖泥帶水。
最後，這本書得以完成，有賴多方好友的協助，在此衷心表達我的謝意，只盼望這本小書能為讀者帶來一點生命的反思。
民主怪相
我是支持民主的？為甚麼要這樣表態？這是因為以下我要說的是民主的壞話。
是香港社會政治意識的提高，或是九七過渡期，香港人期望建立民主政制，以保障將來的自由，無論原因是甚麼，民主已成為香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在不少人的心裏，民主是政治制度裏最理想的模式，因為只有這個模式，才能使為政者真正向市民負責。
縱使香港的政制與真正的民主仍有大段距離。不過，選擧已成了近年流行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的核心內容就是選擧。在這個如此雛形的民主實習裏，我們已可以看到西方在實踐民主制度時出現的弊病，已陸續在香港登場。
以區議會為例：錢，是選擧活動的重要因素，候選人能否為選民認識，就要看宣傳的攻勢是否凌厲；而要有强大的宣傳，就要有錢，但法例規定區議會候選人的宣傳經費是三萬元，如何超越這個數額，使自己的宣傳能發揮更大效力？最常用的方法是聯繫地區的居民協會、街坊會或是大厦的互助委員會，以它們的名義擧辦各項活動，例如旅行、晚宴；邀請選民參加，自己則成為了受邀的座上客。當然，這些活動的經費就要由候選人「幕後」贊助了。
那麼，為甚麼街坊會和大厦的互委會要與候選人合作？是否他們贊同候選人的政綱？這個因素固然不能完全抹殺，特別是候選人若是上任區議員，他們的政績或許得到街坊的認同。但香港的政客一般沒有明確的政綱，而議員們的政績，一般也沒有人花時間去監察，只是每年選擧由競選連任的候選人自說自話。是以，相信「利益關係」也是街坊會和互委會與候選人合作的原因。
中大社會系講師鄧龍威曾慨歎，區議會已成為一個利益關係集團，一些區域更是由一個家族所壟斷。區議會內有同一公司的老闆和雇員，一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再加上街坊會主席，他們私相授受，安排自己人馬加入地區的委員會，使自己獲推選成為主席，又爭取一些與本身利益有關的事項；如增設小巴路線，而自身卻又是小巴商人。區議會亦有權撥款給地區的街坊會或互委會擧辦活動；於是區議員和地區街坊領袖就是組成了一個利益的網絡。
屯門區議會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個案，一名候選人得到三料議員的支持參選，他是屯門一家旅行社的導遊，時常帶團到澳門，過去曾向區議會呼籲開設航線由屯門碼頭直達澳門，他承認，這次參選是為了要推動這個計劃，若能成事，不但他的旅行公司受惠，就連三料議員在屯門碼頭的物業也會得益。外傳這位候選人其實是三料議員的雇員，但他否認了。
除了是利益的問題，議員的質素和參政動機都直接影響了民主的落實。無可置疑，有的議員熱心公務，一心為市民服務，不過也有一些議員的參政目的是「撈油水」，即搾取地區利益，或是提高知名度以助本身生意。一位深水埗候選人就曾說能否獲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他的補習社有宣傳價值；也有人藉此與官方拉上關係，以後可以好辦事；甚至有大埔區的區議員，挾議員銜頭在該區內從事「放數」（即高利貸）活動，以威脅借款人，不還錢就會惹上黑白二道的麻煩；當然也有些參政者希望藉此踏上政治的青雲路，得到政府官員的賞識，上報中央，委任他們做一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這些懷著私心的參政者，一般沒有為社區辦事的熱誠，他們隨大隊表態，參與接見市民計劃。為了討好選民，只要是選民反對的事情，不論是多麼不合理，他們都例必反對，是以在自己的選區內興建精神病患者中途宿舍或是弱智兒童學校，區議會必然不會接受，而社會少數人士的利益得不到重視，甚至是他們的權利也受到議員們以「民意」的高尚藉口所拒絕。
議員們除了要討好選民外，也要討好政府官員。他們深諳政治的藝術，知所收放。當接到一些較富爭議性的議題時，他們會向政務主任探聽口風，看看政府的立場屬硬屬輭，如果還有商量餘地，就大肆活動，否則，就稍為提出憂慮，便通過議案，區議會成了一所「政治騷」的表演場地。
當然，議員的質素也是問題，一些議員天資為魯鈍，但又不願花心思和時間，對於不甚了解的細節總是向政府官給投出「信任票」，但這些細節通常是問題的核心，議員們常以自己不是專家為口實，讓官員們輕易的溜過去。
上述的現象絕對不是因為香港缺乏民主的經驗所致，就算是老牌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我絕對不是因為針對美國才拿她作例子，而是美國的名字已差不多與民主等同。
金錢與美國政治已結下不解緣，要做參眾兩院的議員，就先要得到所代表的州的市民支持，州當然比我們的區要大上不知多少萬倍，所需要的經費難以想像，全國性的總統選擧就更不用多說了。所以美國的政黨都需要極大的金錢支持，財團就成了政治影響力極大的利益團體，曾任參議員的保爾斯班路士（Boies Penrose）公開地向財團人士說得直截了當：
「我相信分工合作。你們把我們送到國會，我們立法使你們賺錢。從你們的利潤中，你們捐款支持我們的競選，把我們再送回國會，通過更多法律使你們賺更多的錢。」
現時對美國國會最大影響力的是美國商會和一個名為圓桌商業（Business Roundtable），成員都是美國的大企業，他們所推動有利於本身的法案，他們鼓吹的法案中，有超過五成由國會通過成為法律。
曾任多位參議員和總統作競選經理的約翰．肯尼斯．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就曾如此說：
「我們的選擧制度賦予投票人，而毫無疑問的，也是將權力賦予金錢。人民是很多，富翁卻很少，問題是想發展政治抱負，非有大量金錢不可。於是富翁的音量就比一般人大，而這也就是他們的意見常被誤認為是公眾意見的原因。」
事實上，影響國會訂立或廢除法案的，是一班圍繞著他們的「說客」（lobbist）。這些說客為數超過一萬五千多人，平均每一位議員就有三十多個說客打他的主義。據估計，花在遊說政客的總金額每年達二十億美元。可想而知，金錢對美國政治是多麼重要。
國會議員的利益衝突不用多說都可以想像得到。美國國會的主要活動單位是各委員會，若一條有關草的法例，就會交由負責煙草的委員會研究和通過，通常委員會通過的法例，國會是不會反對的，於是議員們就設法進入與他們本身利益有關的委員會。
一些卸任的議員若曾為財團出過不少力，他們退休後通常被商會的遊說集團高薪聘用，因此華盛頓流行稱這為「遲來的賄賂」。這些卸任議員除了熟識議事方式，還擁有一個特權，就是終身可以訪問議會和議員休息室，這就方便他們進行遊說工作了。
議員們當選後最關注的問題是他能否連任，要連任就得要有好表現，而好表現的意思就是為自己代表的州盡量爭取利益，於是出現了一些極荒誕的情況；為一個人口不及三萬的小鎮花一億多美元建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測定氣候技術進步，氣象局要求關閉一些山區的氣象站來節省公帑，但該州議員極力反對，因為關閉氣象站會導致當地少數人失業，於是國庫要每年多支出三十一萬美元；聯邦政府花了一億美元蓋了一個水壩，受益者只有八十八位地主……就是這樣，美國國庫花了不少「冤枉錢」，而美國的財政赤字實在與議員們胡亂花錢不無關係。
議員為了討好選民實在無所不用其極，國會議員時常收到選民要求服務的信件，他們都請了專人負責覆信；一些很瑣碎的小事，如要求索取農業部發行的小冊子、申請護照，都會要求議員代辦，議員們通常都會把信轉到有關部門，由於政府部門以處理議員轉來的信件為第一優先，這些人就可以「打尖」而不用排隊。議員們不單如此小心處理選民的要求，他們還要求幕僚們（香港稱為助理）注意選區的各種動態，包括結婚、生日、死亡、大學選美等消息，以致可以寄上賀卡或慰問卡。一些國會議員還會隨身攜帶選州內最具影響力的數千人的電話號碼，輪流地致電問候他們。於是議員們花了大部分的精力服侍選民，而研究法例的時間就所餘無幾了。
美國國會的荒誕現象還有很多，問題不一定出自民主的制度本身，因為任何的制度，只要是有人在其中活動，就必然會產生利益的關係，而人就會利用他的小聰明往罅隙裏鑽營，共產制度又何嘗不是如此！民主畢竟仍然是可取的，因為它保留了一個最重要的機制，就是能夠更換壓抑人民的政權。
是香港社會政治意識的提高，或是九七過渡期，香港人期望建立民主政制，以保障將來的自由，無論原因是甚麼，民主已成為香港最熱門的話題之一。在不少人的心裏，民主是政治制度裏最理想的模式，因為只有這個模式，才能使為政者真正向市民負責。
縱使香港的政制與真正的民主仍有大段距離。不過，選擧已成了近年流行的政治文化，而民主的核心內容就是選擧。在這個如此雛形的民主實習裏，我們已可以看到西方在實踐民主制度時出現的弊病，已陸續在香港登場。
以區議會為例：錢，是選擧活動的重要因素，候選人能否為選民認識，就要看宣傳的攻勢是否凌厲；而要有强大的宣傳，就要有錢，但法例規定區議會候選人的宣傳經費是三萬元，如何超越這個數額，使自己的宣傳能發揮更大效力？最常用的方法是聯繫地區的居民協會、街坊會或是大厦的互助委員會，以它們的名義擧辦各項活動，例如旅行、晚宴；邀請選民參加，自己則成為了受邀的座上客。當然，這些活動的經費就要由候選人「幕後」贊助了。
那麼，為甚麼街坊會和大厦的互委會要與候選人合作？是否他們贊同候選人的政綱？這個因素固然不能完全抹殺，特別是候選人若是上任區議員，他們的政績或許得到街坊的認同。但香港的政客一般沒有明確的政綱，而議員們的政績，一般也沒有人花時間去監察，只是每年選擧由競選連任的候選人自說自話。是以，相信「利益關係」也是街坊會和互委會與候選人合作的原因。
中大社會系講師鄧龍威曾慨歎，區議會已成為一個利益關係集團，一些區域更是由一個家族所壟斷。區議會內有同一公司的老闆和雇員，一所學校的校長和老師，再加上街坊會主席，他們私相授受，安排自己人馬加入地區的委員會，使自己獲推選成為主席，又爭取一些與本身利益有關的事項；如增設小巴路線，而自身卻又是小巴商人。區議會亦有權撥款給地區的街坊會或互委會擧辦活動；於是區議員和地區街坊領袖就是組成了一個利益的網絡。
屯門區議會就曾出現過這樣的個案，一名候選人得到三料議員的支持參選，他是屯門一家旅行社的導遊，時常帶團到澳門，過去曾向區議會呼籲開設航線由屯門碼頭直達澳門，他承認，這次參選是為了要推動這個計劃，若能成事，不但他的旅行公司受惠，就連三料議員在屯門碼頭的物業也會得益。外傳這位候選人其實是三料議員的雇員，但他否認了。
除了是利益的問題，議員的質素和參政動機都直接影響了民主的落實。無可置疑，有的議員熱心公務，一心為市民服務，不過也有一些議員的參政目的是「撈油水」，即搾取地區利益，或是提高知名度以助本身生意。一位深水埗候選人就曾說能否獲選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對他的補習社有宣傳價值；也有人藉此與官方拉上關係，以後可以好辦事；甚至有大埔區的區議員，挾議員銜頭在該區內從事「放數」（即高利貸）活動，以威脅借款人，不還錢就會惹上黑白二道的麻煩；當然也有些參政者希望藉此踏上政治的青雲路，得到政府官員的賞識，上報中央，委任他們做一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
這些懷著私心的參政者，一般沒有為社區辦事的熱誠，他們隨大隊表態，參與接見市民計劃。為了討好選民，只要是選民反對的事情，不論是多麼不合理，他們都例必反對，是以在自己的選區內興建精神病患者中途宿舍或是弱智兒童學校，區議會必然不會接受，而社會少數人士的利益得不到重視，甚至是他們的權利也受到議員們以「民意」的高尚藉口所拒絕。
議員們除了要討好選民外，也要討好政府官員。他們深諳政治的藝術，知所收放。當接到一些較富爭議性的議題時，他們會向政務主任探聽口風，看看政府的立場屬硬屬輭，如果還有商量餘地，就大肆活動，否則，就稍為提出憂慮，便通過議案，區議會成了一所「政治騷」的表演場地。
當然，議員的質素也是問題，一些議員天資為魯鈍，但又不願花心思和時間，對於不甚了解的細節總是向政府官給投出「信任票」，但這些細節通常是問題的核心，議員們常以自己不是專家為口實，讓官員們輕易的溜過去。
上述的現象絕對不是因為香港缺乏民主的經驗所致，就算是老牌民主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我絕對不是因為針對美國才拿她作例子，而是美國的名字已差不多與民主等同。
金錢與美國政治已結下不解緣，要做參眾兩院的議員，就先要得到所代表的州的市民支持，州當然比我們的區要大上不知多少萬倍，所需要的經費難以想像，全國性的總統選擧就更不用多說了。所以美國的政黨都需要極大的金錢支持，財團就成了政治影響力極大的利益團體，曾任參議員的保爾斯班路士（Boies Penrose）公開地向財團人士說得直截了當：
「我相信分工合作。你們把我們送到國會，我們立法使你們賺錢。從你們的利潤中，你們捐款支持我們的競選，把我們再送回國會，通過更多法律使你們賺更多的錢。」
現時對美國國會最大影響力的是美國商會和一個名為圓桌商業（Business Roundtable），成員都是美國的大企業，他們所推動有利於本身的法案，他們鼓吹的法案中，有超過五成由國會通過成為法律。
曾任多位參議員和總統作競選經理的約翰．肯尼斯．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就曾如此說：
「我們的選擧制度賦予投票人，而毫無疑問的，也是將權力賦予金錢。人民是很多，富翁卻很少，問題是想發展政治抱負，非有大量金錢不可。於是富翁的音量就比一般人大，而這也就是他們的意見常被誤認為是公眾意見的原因。」
事實上，影響國會訂立或廢除法案的，是一班圍繞著他們的「說客」（lobbist）。這些說客為數超過一萬五千多人，平均每一位議員就有三十多個說客打他的主義。據估計，花在遊說政客的總金額每年達二十億美元。可想而知，金錢對美國政治是多麼重要。
國會議員的利益衝突不用多說都可以想像得到。美國國會的主要活動單位是各委員會，若一條有關草的法例，就會交由負責煙草的委員會研究和通過，通常委員會通過的法例，國會是不會反對的，於是議員們就設法進入與他們本身利益有關的委員會。
一些卸任的議員若曾為財團出過不少力，他們退休後通常被商會的遊說集團高薪聘用，因此華盛頓流行稱這為「遲來的賄賂」。這些卸任議員除了熟識議事方式，還擁有一個特權，就是終身可以訪問議會和議員休息室，這就方便他們進行遊說工作了。
議員們當選後最關注的問題是他能否連任，要連任就得要有好表現，而好表現的意思就是為自己代表的州盡量爭取利益，於是出現了一些極荒誕的情況；為一個人口不及三萬的小鎮花一億多美元建一條高速公路；由於測定氣候技術進步，氣象局要求關閉一些山區的氣象站來節省公帑，但該州議員極力反對，因為關閉氣象站會導致當地少數人失業，於是國庫要每年多支出三十一萬美元；聯邦政府花了一億美元蓋了一個水壩，受益者只有八十八位地主……就是這樣，美國國庫花了不少「冤枉錢」，而美國的財政赤字實在與議員們胡亂花錢不無關係。
議員為了討好選民實在無所不用其極，國會議員時常收到選民要求服務的信件，他們都請了專人負責覆信；一些很瑣碎的小事，如要求索取農業部發行的小冊子、申請護照，都會要求議員代辦，議員們通常都會把信轉到有關部門，由於政府部門以處理議員轉來的信件為第一優先，這些人就可以「打尖」而不用排隊。議員們不單如此小心處理選民的要求，他們還要求幕僚們（香港稱為助理）注意選區的各種動態，包括結婚、生日、死亡、大學選美等消息，以致可以寄上賀卡或慰問卡。一些國會議員還會隨身攜帶選州內最具影響力的數千人的電話號碼，輪流地致電問候他們。於是議員們花了大部分的精力服侍選民，而研究法例的時間就所餘無幾了。
美國國會的荒誕現象還有很多，問題不一定出自民主的制度本身，因為任何的制度，只要是有人在其中活動，就必然會產生利益的關係，而人就會利用他的小聰明往罅隙裏鑽營，共產制度又何嘗不是如此！民主畢竟仍然是可取的，因為它保留了一個最重要的機制，就是能夠更換壓抑人民的政權。
民主與顚覆
共產政權的醜惡面貌，差不多人人知曉，再要多談，已是有點多餘。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民主政權才是屬於人民的政府，也只有她才能保障人民的權益，波斯灣危機更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國家成為「正義」的代名詞。看著電視機節目，我們都與布殊同仇敵愾，為他勇敢地保護弱小的國家而擊節讚賞。
撇開波斯灣之戰是否屬正義之戰不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政權是否真的如她們所宣稱：支持公義、和平和自由？民主政權有否為我們的政治文明開創美麗的新貌？還是比之於共產政權，有不遑多讓的醜陋？
綜合美國政府的刊物、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和報章雜誌的資料，美國於五十至七十年代支持的國家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公式，就是只要對外國投資環境有利，包括稅務法例的寬鬆和勞工福利的壓制，美國對於此類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就會大幅增加，而這些國家在專政、酷刑和組織死亡特工隊（Death Squads）來對付人民方面，都有極差的紀錄，美國不但沒有施加壓力，還源源地提供武器予這些政權，而通常的結果是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擁有的資產不斷增加。
最明顯的例子莫如五十年代的伊朗和七十年代的智利。而我們較為熟識的當然還有馬可斯王朝的菲律賓，甚至是波斯灣危機的始作俑者薩達姆，不論他們如何獨裁和殘暴，都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國際特赦組織於七五年甚至表示，一些得到美國授助的拉丁美洲國家，她們的組織性暴力和政治暗殺的問題已趨向淹蓋了酷刑的問題。按他們估計，在瓜地馬拉這個細小國家內，於七○至七五年，就有一萬五千人死於死亡特工隊的手上。又說，全世界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酷刑是來自拉丁美洲。
為甚麼拉丁美州的紀錄如此惡劣？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與美國有密切的經濟和軍事聯繫的「顧客國家」（Client State），她們不但沒有美式的民主和注重人權的表現，相反地，被學者譽為「新法西斯政權」。
於七十年代中期，有愈來愈多的資料釋放出來，美國的情報組織在世界各地進行顚覆工作，他們壓抑工運，協助暗殺政客和密謀推翻經民主選擧的合法政權，轉交由軍人掌政。而這些資料都是由一些變節的美國情報人員揭露出來的，他們當中有的為了利益，有的卻是因為良心的譴責。
在一本名叫《獵鷹與雪人》（The Falcon and The Snowman）的書內，就是記述一名美國情報單位的變節者克利斯如何對自己的祖國徹底失望：
「克利斯開始想；他本身也被這個國家出賣了；這些一切有關自由和公義的教導。他判定了；美國是活在一個謊言裏，她的國民被給予自由，但為了保護這個自由，難道它就要鼓勵世界上那些鎮壓人民的獨裁者？難道在這些地方，自由就不被容許？克利斯判定，現代的美國就如古時的雅典，它給與自己的國民自由和寄生式的繁榮，但同時要剝削愛琴海（Aegean）那邊的奴隸。」
美國在全世界進行的滲透和顚覆活動，除了是尋求經濟的利益，還有國家安全的考慮。特別是美國視為其後園的拉丁美洲，就更是不惜以任何手段，都得保持友好關係。而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商賈和軍人的共同敵人，當然就是共產主義了，於是商人、軍人、官僚、跨國公司和美國政府就組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壓制一切鼓吹獨立外交政策，和為窮人爭取福利的組織和政客。不論他們的要求是如何合理，也不論他們的政綱是明顯地有利於國家，但美國都因應本身利益的考慮，拒絕賦予這些國家的人民有真正的自主權。
得到美國支持的政權只要站在美國的立場，保護她的權益，就可以得到美國軍事上的支持，在這個强大的帝國護傘下，這些國家的商賈和官僚們盡情的私相授受，貪污成了他們的標準活動。
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以糧食為控制別國的工具，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世界糧食會議即將開會，中央情報局為美國政府預備了一個秘密匯報；內容是預測穀物的短缺將會惡化，這情況使美國擁有自第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經濟和政治的實力。「華盛頓可獲得那些需要者實際上生與死的權力。……不單止是那些貧窮低度發展的國家，甚至是那些主要的國際力量也會至少部分依靠美國的糧食入口。」
事實上，美國在過去和今天都利用糧食的生殺權，强逼其他國家實行有利美國的政策。美國進行顚覆活動的範圍不止於他們的「顧客國家」，甚至連盟邦也包括在內。
在《獵鷹與雪人》一書內，就記述了克利斯於一九七五年參與了推翻澳洲工黨首相高韋林（Gouger Whitlam）；高韋林於一九七二年上臺，在美國政府眼中，這人政治思想左傾，他上臺後，不理美國反應，宣布從越南撤軍，又公開讉責美國轟炸河內。美國始擔心這位不友善的澳洲首相會危害到美國與前澳洲執政黨自由民族國家黨的合作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在澳洲設立竊聽其他國家電訊的間碟衛星基地，自由民族國家黨向澳洲人民佯稱，這個基地是太空研究站。但不久有人向工黨議員報信，這個所謂太空研究站實為間諜衛星基地，工黨議員要求召開公開聆訊。工黨政府甚至指出基地不是如前執政黨所宣稱，由美國國防部主責，其實是由一名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統領。在公開聆訊裏，愈來愈多機密資訊洩露。首相高韋林甚至公開指責，美國情報單位較早前干預澳洲的大選，以祕密渠道給予自由民族國家黨經濟援助，高韋林要求國防部調查與間碟衛星基地一切有關的事情。但這個調查沒有機會實行，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寫信給英帝國駐澳洲的總督，表示美國政府對此事的「深切」關注，總督翌日就革除了高韋林的職位，由自由民族國家黨的馬金佛沙（Malcom Frazer）取代。
美國能在世界各地進行顚覆活動，當然是靠賴龐大的情報機構，較為人熟悉的是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但其實美國的情報組織眾多，其中最神秘又比CIA更龐大的是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若果不是由變節者向新聞界洩露，連國會議員也不知道有這組織存在。於是，華盛頓流行一則笑話；NSA又名「沒有這個機構」（No Such Agency）。
NSA的主要任務就是截取全球的電訊，NSA在世界各地設立截收站，也截收電報、電話、電腦和無線電通話的信號。這些信號會由截收站發射到人造衛星，再由衛星轉到NSA總部的兩個巨形天線。截收電訊的活動明顯地違反了國際電訊法例。不過，全世界沒有多少個國家真的尊重這條法例。
NSA的情報工作還不止於截聽其他國家的電訊。於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的Ramparts雜誌根據一名從事情報工作的空軍上士的資料，揭露了NSA甚至偷聽美國公民的電訊，這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
於六十年代尾，美國出現眾多的學生暴動，主要是反對越戰，美國政府擔心這些活動背後有共產黨分子在操縱。當地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情報單位徹查，但各單位的報告都沒有實質的內容，尼克遜對情報單位的表現甚不滿意，於一九七○年六月五日，在白宮召開最高情報會議，並決定成立情報特殊委員會，要設法改善搜集情報的方法，。殊委員會後來提交報告，尼克遜下了三點訓令：一、將國家安全委員會情報訓令第六條，解釋為准許NSA截取美國公民的國際通訊；二，加强監視外國領使館以及外國人在美國境內的通訊，凡對美國的安全有威脅的團體和個人都要加强監視；三、准許以偷竊方式獲取所需情報以及外國密碼資料。
當時的司法部長密切爾得悉此事，立即往白宮勸尼克遜撤消訓令，因為若訓令外洩，就會非常麻煩。尼克遜同意撤消訓令，但美國的情報單位的辦事方式一向是祕密得連總統也未必知道。
事實上，波斯灣危機至今仍然有不少不為人知的祕密，整件事情是否真的如美國所言，那麼純是對薩達姆侵略行為的被動式反應？薩達姆是否真是狂人一名，抑或是受到瞞騙。上述的疑問還需要新聞界進一步的搜索資訊，才能得知全貌。
正如前述，共產政權的醜惡人人皆知，不少人寄望於一個以「正義」掛帥的超級大國，為我們帶來新的世界秩序，美國一直是扮演著這個角色，她宣稱支持「民主」、「自由」、「和平」和「公平」。但事實上，美國正在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是以鄰國人民的血所換取回來的。
撇開波斯灣之戰是否屬正義之戰不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政權是否真的如她們所宣稱：支持公義、和平和自由？民主政權有否為我們的政治文明開創美麗的新貌？還是比之於共產政權，有不遑多讓的醜陋？
綜合美國政府的刊物、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和報章雜誌的資料，美國於五十至七十年代支持的國家當中，有一個很明顯的公式，就是只要對外國投資環境有利，包括稅務法例的寬鬆和勞工福利的壓制，美國對於此類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就會大幅增加，而這些國家在專政、酷刑和組織死亡特工隊（Death Squads）來對付人民方面，都有極差的紀錄，美國不但沒有施加壓力，還源源地提供武器予這些政權，而通常的結果是美國政府和跨國公司在這些國家擁有的資產不斷增加。
最明顯的例子莫如五十年代的伊朗和七十年代的智利。而我們較為熟識的當然還有馬可斯王朝的菲律賓，甚至是波斯灣危機的始作俑者薩達姆，不論他們如何獨裁和殘暴，都得到西方國家的支持。
國際特赦組織於七五年甚至表示，一些得到美國授助的拉丁美洲國家，她們的組織性暴力和政治暗殺的問題已趨向淹蓋了酷刑的問題。按他們估計，在瓜地馬拉這個細小國家內，於七○至七五年，就有一萬五千人死於死亡特工隊的手上。又說，全世界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酷刑是來自拉丁美洲。
為甚麼拉丁美州的紀錄如此惡劣？這些國家大部分都是與美國有密切的經濟和軍事聯繫的「顧客國家」（Client State），她們不但沒有美式的民主和注重人權的表現，相反地，被學者譽為「新法西斯政權」。
於七十年代中期，有愈來愈多的資料釋放出來，美國的情報組織在世界各地進行顚覆工作，他們壓抑工運，協助暗殺政客和密謀推翻經民主選擧的合法政權，轉交由軍人掌政。而這些資料都是由一些變節的美國情報人員揭露出來的，他們當中有的為了利益，有的卻是因為良心的譴責。
在一本名叫《獵鷹與雪人》（The Falcon and The Snowman）的書內，就是記述一名美國情報單位的變節者克利斯如何對自己的祖國徹底失望：
「克利斯開始想；他本身也被這個國家出賣了；這些一切有關自由和公義的教導。他判定了；美國是活在一個謊言裏，她的國民被給予自由，但為了保護這個自由，難道它就要鼓勵世界上那些鎮壓人民的獨裁者？難道在這些地方，自由就不被容許？克利斯判定，現代的美國就如古時的雅典，它給與自己的國民自由和寄生式的繁榮，但同時要剝削愛琴海（Aegean）那邊的奴隸。」
美國在全世界進行的滲透和顚覆活動，除了是尋求經濟的利益，還有國家安全的考慮。特別是美國視為其後園的拉丁美洲，就更是不惜以任何手段，都得保持友好關係。而美國與這些國家的商賈和軍人的共同敵人，當然就是共產主義了，於是商人、軍人、官僚、跨國公司和美國政府就組成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壓制一切鼓吹獨立外交政策，和為窮人爭取福利的組織和政客。不論他們的要求是如何合理，也不論他們的政綱是明顯地有利於國家，但美國都因應本身利益的考慮，拒絕賦予這些國家的人民有真正的自主權。
得到美國支持的政權只要站在美國的立場，保護她的權益，就可以得到美國軍事上的支持，在這個强大的帝國護傘下，這些國家的商賈和官僚們盡情的私相授受，貪污成了他們的標準活動。
美國為了自己的利益，甚至以糧食為控制別國的工具，於一九七四年八月，世界糧食會議即將開會，中央情報局為美國政府預備了一個秘密匯報；內容是預測穀物的短缺將會惡化，這情況使美國擁有自第二次大戰以來最大的經濟和政治的實力。「華盛頓可獲得那些需要者實際上生與死的權力。……不單止是那些貧窮低度發展的國家，甚至是那些主要的國際力量也會至少部分依靠美國的糧食入口。」
事實上，美國在過去和今天都利用糧食的生殺權，强逼其他國家實行有利美國的政策。美國進行顚覆活動的範圍不止於他們的「顧客國家」，甚至連盟邦也包括在內。
在《獵鷹與雪人》一書內，就記述了克利斯於一九七五年參與了推翻澳洲工黨首相高韋林（Gouger Whitlam）；高韋林於一九七二年上臺，在美國政府眼中，這人政治思想左傾，他上臺後，不理美國反應，宣布從越南撤軍，又公開讉責美國轟炸河內。美國始擔心這位不友善的澳洲首相會危害到美國與前澳洲執政黨自由民族國家黨的合作計劃，這個計劃就是在澳洲設立竊聽其他國家電訊的間碟衛星基地，自由民族國家黨向澳洲人民佯稱，這個基地是太空研究站。但不久有人向工黨議員報信，這個所謂太空研究站實為間諜衛星基地，工黨議員要求召開公開聆訊。工黨政府甚至指出基地不是如前執政黨所宣稱，由美國國防部主責，其實是由一名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統領。在公開聆訊裏，愈來愈多機密資訊洩露。首相高韋林甚至公開指責，美國情報單位較早前干預澳洲的大選，以祕密渠道給予自由民族國家黨經濟援助，高韋林要求國防部調查與間碟衛星基地一切有關的事情。但這個調查沒有機會實行，美國中央情報局就寫信給英帝國駐澳洲的總督，表示美國政府對此事的「深切」關注，總督翌日就革除了高韋林的職位，由自由民族國家黨的馬金佛沙（Malcom Frazer）取代。
美國能在世界各地進行顚覆活動，當然是靠賴龐大的情報機構，較為人熟悉的是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但其實美國的情報組織眾多，其中最神秘又比CIA更龐大的是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若果不是由變節者向新聞界洩露，連國會議員也不知道有這組織存在。於是，華盛頓流行一則笑話；NSA又名「沒有這個機構」（No Such Agency）。
NSA的主要任務就是截取全球的電訊，NSA在世界各地設立截收站，也截收電報、電話、電腦和無線電通話的信號。這些信號會由截收站發射到人造衛星，再由衛星轉到NSA總部的兩個巨形天線。截收電訊的活動明顯地違反了國際電訊法例。不過，全世界沒有多少個國家真的尊重這條法例。
NSA的情報工作還不止於截聽其他國家的電訊。於一九七二年八月，美國的Ramparts雜誌根據一名從事情報工作的空軍上士的資料，揭露了NSA甚至偷聽美國公民的電訊，這件事引起了軒然大波。
於六十年代尾，美國出現眾多的學生暴動，主要是反對越戰，美國政府擔心這些活動背後有共產黨分子在操縱。當地美國總統尼克遜下令情報單位徹查，但各單位的報告都沒有實質的內容，尼克遜對情報單位的表現甚不滿意，於一九七○年六月五日，在白宮召開最高情報會議，並決定成立情報特殊委員會，要設法改善搜集情報的方法，。殊委員會後來提交報告，尼克遜下了三點訓令：一、將國家安全委員會情報訓令第六條，解釋為准許NSA截取美國公民的國際通訊；二，加强監視外國領使館以及外國人在美國境內的通訊，凡對美國的安全有威脅的團體和個人都要加强監視；三、准許以偷竊方式獲取所需情報以及外國密碼資料。
當時的司法部長密切爾得悉此事，立即往白宮勸尼克遜撤消訓令，因為若訓令外洩，就會非常麻煩。尼克遜同意撤消訓令，但美國的情報單位的辦事方式一向是祕密得連總統也未必知道。
事實上，波斯灣危機至今仍然有不少不為人知的祕密，整件事情是否真的如美國所言，那麼純是對薩達姆侵略行為的被動式反應？薩達姆是否真是狂人一名，抑或是受到瞞騙。上述的疑問還需要新聞界進一步的搜索資訊，才能得知全貌。
正如前述，共產政權的醜惡人人皆知，不少人寄望於一個以「正義」掛帥的超級大國，為我們帶來新的世界秩序，美國一直是扮演著這個角色，她宣稱支持「民主」、「自由」、「和平」和「公平」。但事實上，美國正在享受的民主和自由，是以鄰國人民的血所換取回來的。
現代化的貧窮
「在一個久旱無雨的村子裏，一個無地的勞動者家庭設法度過又一個災年。他們往屋的地上填滿了泥土，屋頂用竹子支撐著雜草，棕櫚葉被捆在竹子上當作窗子。屋內只有睡覺用的草鋪和保暖用的麻袋。那塊搭建棚屋的土地也不屬於這個家庭，幸而他們碰上一位好心腸的鄰居，才把那一小塊地無限期地租給他們。他們開墾了一點荒地，可以種些薑黃和生薑，並且栽了一棵波羅蜜樹。
當家的是一個幹農活的短工，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沒有工作的機會。過去，在農閒時，他還能在附近鎮子的建築工地上找些零活幹，可是，自從生了一場傷寒病後，他就失去了幹重活的能力。
主婦一般整天忙於燒飯，照顧孩子和上井打水等家務，幾年前一場霍亂中失去雙親的姪女做她的助手。有時她們從有錢的鄰居可找到一點碾米、除草和劈柴之類的工作。
九歲的兒子和七歲的女兒去打柴、挖野菜和割草。妹妹在母親和表姐脫不開身時還要照顧嬰兒。
這個家庭用微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購買食物，主要是大米。他們常常一天只吃兩頓便餐。他們希望不用等到砍下和賣掉那棵波羅蜜樹或者支撐屋頂用的那些竹子，就能堅持到收割季節。」
上述不是粵語長片的橋段，也不是筆者穿鑿附會的故事，而是「世界銀行」的「一九九○年世界發展報告」有關貧窮部分的一宗紀錄，事件發生在孟加拉國的一條村莊。這個故事不可能是最悲慘的一個，每天因肌餓而死亡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為甚麼快要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貧窮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為甚麼富裕國家的人民正因為「營養過暴」而掉命，在地球的另一角落卻有十多億人因營養不良而身處死亡邊緣？這不是一幅極荒謬的圖畫嗎？
我不是要鼓吹共產主義，也不是要叫讀者從此吃雪糕也要心裏歉疚，但若看完這篇文章能使你體認到，我們也有分於製造「現代化」的貧窮，從而鼓勵你多關注貧窮者的權益，這將是我所樂意見到的。
過去，人們對貧窮的觀念不外以下數點，某些國家缺乏資源，或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領導無方，或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失去控制。是以這些人的貧窮若不是先天不足，就是自取其咎。
對於貧窮，一些經濟自由主義的創始人主張不應加以援手。李嘉圖（David Ricardo）就認為，要讓勞工所得僅夠糊口，以免改善生活後，反而導致人口增加，使剛萌芽的經濟增長化為污有。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著名的「社會進化論」，主張汰弱留强的理論：
「我只是將達爾文的觀點應用於人類……所有的種族都面臨著維持活計的困難……環境和生活不斷在人們身上施加壓力，只有那些能夠克服壓力的人，才能生存，……這是物競天擇的道理。」
於是史賓塞使富裕者安心的去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享受富裕所帶來的樂趣。畢竟富裕者只是發揮本能而已。
今天仍有人引用這樣的「迷思」（myth）來證明他們與別人的貧窮無關。當然，若果他們認為在完全不公平的制度下掠奪別人的資源，致使別人無法謀生，這也是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則。那麼，我們只得承認，世界的道德基準是强權，而不是公理。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貧窮的人口集中在南亞、東亞和撤哈拉以南非洲，人數超過十億。貧窮的情況沒有太大的改善，相反地，世界的貧富懸殊卻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已發展的工業國在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已從平穩發展到高速，而發展中落後國家的增長率卻不斷下降，甚至是地區內各國的貧富差距也有擴大的現象，顯示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趨勢。
這實在叫人費解，物質豐裕的今天，為甚麼還會有人挨餓？更令人驚訝的是，貧窮的問題竟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加嚴重，即使在農業社會時代，貧窮至連一口糧也沒有的人還不及今天的多。
我把今天的貧窮現象稱之謂「現代化」貧窮，是因為今天的貧窮成因與過去的大大不同。過去人們主要是因為天災造成農作物大量的損毀，或是在工業社會裏，人們長期失業導致貧窮。但今天，貧窮的主因卻是西方國家對落後地區資源的「掠奪」，和貧窮國家政府和商人的「自肥」政策。
貧窮最簡單的解釋是人口太多。糧食不足。不過，從美國人每天平均吸收三千卡路里的熱量來計算，全球生產的糧食是足以餵飽每一個人的。問題卻出自全球糧食分配並不平均。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百分之八十的兒童營養不足，卻有約半數的農地用來種植供富人享用和出口所需的農作物；而世界上最窮的四十個國家中，有三十六個是向美國出口糧食的。即使在面臨乾旱和民眾正在挨餓的境況，這些國家仍不斷出口糧食。在墨西哥的農場裏，用來飼養家畜的穀物，比農民所吃掉的還多，在巴西，就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玉米用來作為家畜飼料，而這些都是為了出口到富裕的國家。
那麼，這也只是落後國家的農民自尋苦吃吧！他們大可以為自己的肚腹耕種；不用把糧食出口就是了。是的，若果他們可以這樣做的話，大概貧窮的問題不會如此嚴重。
在大多數人民陷於飢餓的國家裏，大部分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數地主手上。根據七十年代一項對八十三個國家的研究顯示，接近百分之七十九的農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人手中。那些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是都用來耕作，而是用來投資，大量農田因而荒廢。（香港的新界農田不也是遭受同樣命運。）在哥倫比亞，少數地主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這些土地卻只有百分之六是作種植用途，地主們致富之道是把土地變作工業用途，製造一些外國市場吸納的產品，而這些由農地變作工業用地的操縱權一般落在都市裏和外國來的富人手中。
那麼，為甚麼有大地主的產生？這就不得追究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遺害了。眾所周知，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往往把征服的地方視為替宗主國利益服務地區。英國經濟及社會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就曾說過：殖民地不應被看成是一個國家，它的農業設施的唯一目的是供應「它所屬的更大的社會」。於是，所有殖民地的農業均轉向出產宗主國所需要或是能轉售圖利的農產品。
殖民政府為了要逼使農民轉種出口農產品，於是向農民徵收繁多的稅項，無論是牛、土地、房屋，甚至是人也要徵繳稅，而稅款則以宗主國的貨幣為準。因此，農民若要有錢繳稅，就必須種植出口農作物換錢。不過，殖民政府卻透過農作物價格的控制，使農民耕作的收獲總不夠繳納稅項。在一九三○年代，非洲出現了一些由殖民政府主持的市場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收購價卻遠低於世界市場。
殖民政府又刻意的把擁有農地的「自耕農」排拒於政府的服務之外，諸如道路、水源、種子、貸款，以及蟲害的情報等等，使自耕農不得發展。在種種由殖民政府製造出來的環境下，自耕農為了生存被逼把農地賣給政府或富商，自己則淪為農場裏的雇工。
當然，還有一些殖民政府赤裸裸的宣布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再把土地轉售給能付得起錢的人，不論是宗主國或是當地的富商。
直至殖民主義消亡，但遺禍仍然存在。西方國家後來發明了一個名為「高收成品種」的種植計劃，利用先進的科技和强勁的化學肥料及殺蟲劑，增加收成。西方國家利用它們在聯合國的地位，以援助的名目，再加上向發展中國家施以收回資助項目的威脅，使這套計劃得以在發展中國家實施。但先進的科技、强勁的化學肥料和殺蟲藥都需要極大的投資，這不但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更大的債務危機，亦使自耕農無法從買賣農作物中得到利潤，承受不到債務的惟有賣出土地，於是發展中國家的土地控制權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不過，農作物既是用作出口，農民就應該有豐厚的收入吧！而且全球糧食的價格也在上漲，農民就更應受惠了。當然，我們不會忘記真正受惠的是賣買糧食的商人。另外，糧食價格的調控卻使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永遠受到操縱。
賣買糧食的人並不著眼於餵飽世界上的每一個。事實上，這是一筆大生意，利潤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為了要使糧食價格保持一定水平，他們不惜「製造」短缺的現象。一九七二年九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和農業部長布茲就把五百萬英畝的麥田退出生產行列，使麥的價格大幅上升，到了一定水平後，美國將美元貶值，使得穀類糧食一下子「顯得」平宜了百分之十五，世界各地於是紛紛搶購，而美國就賺個滿堂紅了。
事實上，當一種出口農產品在世界市場價格上漲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反而減少給農民的收購價格，為的是刺激農民增產，以保持他們的收入水平。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已完全轉向出口，一些很基本的穀類農作物反而要靠賴由西方國家進口，西方國家透過貨幣政策和它們對價格的控制權，又情願把糧食棄置或毀滅，都不願意以低價賣給發展中國家的飢民。自耕農則看著由西方一手操縱的糧食價格而決定種植農作物的品種。但由於一窩蜂的轉耕，反過來造成了該品種農作物的過剩現象，結果在收成時候造成了價格下跌，農民的投資亦變成得不償失。
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依賴不少由外國進口的貨品，在通貨膨脹之下，他們的生活就更加難以撐下去了。
這實在是一幅令人慘不忍睹的圖畫，當世界糧食的總存量不斷增加時，卻製造了更多的飢餓者。國際勞工組織於七十年代中期完成了對七個亞洲國家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些國家的農民生活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苦，但這些國家卻以「國民平均所得」的數字有所增加來遮蓋事實，當一個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活在赤貧的狀態，只有那擁有大部分資源的少數人士不斷增加財富，這個「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只能算是一種誤導。
作者按：本文資料主要來自Flappé & J Collins所著的Food First及Susan George 所著的How The Other Half Dies – The Real Reasons for World Hunger。有意了解現代文明問題的讀者可以參看這兩本書，其中Food First 已譯成中文，由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分為兩冊，書名分別是《糧食第一》和《綠色革命》。
當家的是一個幹農活的短工，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沒有工作的機會。過去，在農閒時，他還能在附近鎮子的建築工地上找些零活幹，可是，自從生了一場傷寒病後，他就失去了幹重活的能力。
主婦一般整天忙於燒飯，照顧孩子和上井打水等家務，幾年前一場霍亂中失去雙親的姪女做她的助手。有時她們從有錢的鄰居可找到一點碾米、除草和劈柴之類的工作。
九歲的兒子和七歲的女兒去打柴、挖野菜和割草。妹妹在母親和表姐脫不開身時還要照顧嬰兒。
這個家庭用微簿收入的百分之八十五購買食物，主要是大米。他們常常一天只吃兩頓便餐。他們希望不用等到砍下和賣掉那棵波羅蜜樹或者支撐屋頂用的那些竹子，就能堅持到收割季節。」
上述不是粵語長片的橋段，也不是筆者穿鑿附會的故事，而是「世界銀行」的「一九九○年世界發展報告」有關貧窮部分的一宗紀錄，事件發生在孟加拉國的一條村莊。這個故事不可能是最悲慘的一個，每天因肌餓而死亡的人多得不可勝數。為甚麼快要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貧窮問題仍然無法解決：為甚麼富裕國家的人民正因為「營養過暴」而掉命，在地球的另一角落卻有十多億人因營養不良而身處死亡邊緣？這不是一幅極荒謬的圖畫嗎？
我不是要鼓吹共產主義，也不是要叫讀者從此吃雪糕也要心裏歉疚，但若看完這篇文章能使你體認到，我們也有分於製造「現代化」的貧窮，從而鼓勵你多關注貧窮者的權益，這將是我所樂意見到的。
過去，人們對貧窮的觀念不外以下數點，某些國家缺乏資源，或是這些國家的政府領導無方，或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失去控制。是以這些人的貧窮若不是先天不足，就是自取其咎。
對於貧窮，一些經濟自由主義的創始人主張不應加以援手。李嘉圖（David Ricardo）就認為，要讓勞工所得僅夠糊口，以免改善生活後，反而導致人口增加，使剛萌芽的經濟增長化為污有。史賓塞（Herbert Spencer）著名的「社會進化論」，主張汰弱留强的理論：
「我只是將達爾文的觀點應用於人類……所有的種族都面臨著維持活計的困難……環境和生活不斷在人們身上施加壓力，只有那些能夠克服壓力的人，才能生存，……這是物競天擇的道理。」
於是史賓塞使富裕者安心的去擁有更多的財富，並享受富裕所帶來的樂趣。畢竟富裕者只是發揮本能而已。
今天仍有人引用這樣的「迷思」（myth）來證明他們與別人的貧窮無關。當然，若果他們認為在完全不公平的制度下掠奪別人的資源，致使別人無法謀生，這也是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則。那麼，我們只得承認，世界的道德基準是强權，而不是公理。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貧窮的人口集中在南亞、東亞和撤哈拉以南非洲，人數超過十億。貧窮的情況沒有太大的改善，相反地，世界的貧富懸殊卻有不斷擴大的趨勢，已發展的工業國在八十年代的經濟增長已從平穩發展到高速，而發展中落後國家的增長率卻不斷下降，甚至是地區內各國的貧富差距也有擴大的現象，顯示有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趨勢。
這實在叫人費解，物質豐裕的今天，為甚麼還會有人挨餓？更令人驚訝的是，貧窮的問題竟從來沒有比今天更加嚴重，即使在農業社會時代，貧窮至連一口糧也沒有的人還不及今天的多。
我把今天的貧窮現象稱之謂「現代化」貧窮，是因為今天的貧窮成因與過去的大大不同。過去人們主要是因為天災造成農作物大量的損毀，或是在工業社會裏，人們長期失業導致貧窮。但今天，貧窮的主因卻是西方國家對落後地區資源的「掠奪」，和貧窮國家政府和商人的「自肥」政策。
貧窮最簡單的解釋是人口太多。糧食不足。不過，從美國人每天平均吸收三千卡路里的熱量來計算，全球生產的糧食是足以餵飽每一個人的。問題卻出自全球糧食分配並不平均。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區，有百分之八十的兒童營養不足，卻有約半數的農地用來種植供富人享用和出口所需的農作物；而世界上最窮的四十個國家中，有三十六個是向美國出口糧食的。即使在面臨乾旱和民眾正在挨餓的境況，這些國家仍不斷出口糧食。在墨西哥的農場裏，用來飼養家畜的穀物，比農民所吃掉的還多，在巴西，就大約有三分之二的玉米用來作為家畜飼料，而這些都是為了出口到富裕的國家。
那麼，這也只是落後國家的農民自尋苦吃吧！他們大可以為自己的肚腹耕種；不用把糧食出口就是了。是的，若果他們可以這樣做的話，大概貧窮的問題不會如此嚴重。
在大多數人民陷於飢餓的國家裏，大部分的土地都控制在少數地主手上。根據七十年代一項對八十三個國家的研究顯示，接近百分之七十九的農田掌握在百分之三的人手中。那些大地主擁有的土地不是都用來耕作，而是用來投資，大量農田因而荒廢。（香港的新界農田不也是遭受同樣命運。）在哥倫比亞，少數地主掌握了百分之七十的土地，而這些土地卻只有百分之六是作種植用途，地主們致富之道是把土地變作工業用途，製造一些外國市場吸納的產品，而這些由農地變作工業用地的操縱權一般落在都市裏和外國來的富人手中。
那麼，為甚麼有大地主的產生？這就不得追究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遺害了。眾所周知，西方的殖民主義者往往把征服的地方視為替宗主國利益服務地區。英國經濟及社會學家米爾（John Stuart Mill）就曾說過：殖民地不應被看成是一個國家，它的農業設施的唯一目的是供應「它所屬的更大的社會」。於是，所有殖民地的農業均轉向出產宗主國所需要或是能轉售圖利的農產品。
殖民政府為了要逼使農民轉種出口農產品，於是向農民徵收繁多的稅項，無論是牛、土地、房屋，甚至是人也要徵繳稅，而稅款則以宗主國的貨幣為準。因此，農民若要有錢繳稅，就必須種植出口農作物換錢。不過，殖民政府卻透過農作物價格的控制，使農民耕作的收獲總不夠繳納稅項。在一九三○年代，非洲出現了一些由殖民政府主持的市場委員會，但這個委員會的收購價卻遠低於世界市場。
殖民政府又刻意的把擁有農地的「自耕農」排拒於政府的服務之外，諸如道路、水源、種子、貸款，以及蟲害的情報等等，使自耕農不得發展。在種種由殖民政府製造出來的環境下，自耕農為了生存被逼把農地賣給政府或富商，自己則淪為農場裏的雇工。
當然，還有一些殖民政府赤裸裸的宣布所有土地收歸國有，然後再把土地轉售給能付得起錢的人，不論是宗主國或是當地的富商。
直至殖民主義消亡，但遺禍仍然存在。西方國家後來發明了一個名為「高收成品種」的種植計劃，利用先進的科技和强勁的化學肥料及殺蟲劑，增加收成。西方國家利用它們在聯合國的地位，以援助的名目，再加上向發展中國家施以收回資助項目的威脅，使這套計劃得以在發展中國家實施。但先進的科技、强勁的化學肥料和殺蟲藥都需要極大的投資，這不但使發展中國家陷入更大的債務危機，亦使自耕農無法從買賣農作物中得到利潤，承受不到債務的惟有賣出土地，於是發展中國家的土地控制權愈來愈集中於少數人手上。
不過，農作物既是用作出口，農民就應該有豐厚的收入吧！而且全球糧食的價格也在上漲，農民就更應受惠了。當然，我們不會忘記真正受惠的是賣買糧食的商人。另外，糧食價格的調控卻使擁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永遠受到操縱。
賣買糧食的人並不著眼於餵飽世界上的每一個。事實上，這是一筆大生意，利潤才是他們最終的目的。為了要使糧食價格保持一定水平，他們不惜「製造」短缺的現象。一九七二年九月，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遜和農業部長布茲就把五百萬英畝的麥田退出生產行列，使麥的價格大幅上升，到了一定水平後，美國將美元貶值，使得穀類糧食一下子「顯得」平宜了百分之十五，世界各地於是紛紛搶購，而美國就賺個滿堂紅了。
事實上，當一種出口農產品在世界市場價格上漲時，一些非洲國家政府反而減少給農民的收購價格，為的是刺激農民增產，以保持他們的收入水平。
由於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已完全轉向出口，一些很基本的穀類農作物反而要靠賴由西方國家進口，西方國家透過貨幣政策和它們對價格的控制權，又情願把糧食棄置或毀滅，都不願意以低價賣給發展中國家的飢民。自耕農則看著由西方一手操縱的糧食價格而決定種植農作物的品種。但由於一窩蜂的轉耕，反過來造成了該品種農作物的過剩現象，結果在收成時候造成了價格下跌，農民的投資亦變成得不償失。
再加上，發展中國家的人民依賴不少由外國進口的貨品，在通貨膨脹之下，他們的生活就更加難以撐下去了。
這實在是一幅令人慘不忍睹的圖畫，當世界糧食的總存量不斷增加時，卻製造了更多的飢餓者。國際勞工組織於七十年代中期完成了對七個亞洲國家的調查報告，發現這些國家的農民生活比十年或二十年前更苦，但這些國家卻以「國民平均所得」的數字有所增加來遮蓋事實，當一個國家百分之八十的人民都活在赤貧的狀態，只有那擁有大部分資源的少數人士不斷增加財富，這個「國民平均所得」的增加只能算是一種誤導。
作者按：本文資料主要來自Flappé & J Collins所著的Food First及Susan George 所著的How The Other Half Dies – The Real Reasons for World Hunger。有意了解現代文明問題的讀者可以參看這兩本書，其中Food First 已譯成中文，由臺灣遠流出版公司出版，分為兩冊，書名分別是《糧食第一》和《綠色革命》。
輸出死亡的武器銷售
波斯灣大戰使人驚覺，現代軍事武器的殺人威力。蘇聯和中國的軍政界人士，已力促優先發展國防工業，中東各國亦爭相向歐美軍火商訂購最先進的武器，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和武器銷售再度展開。世界局勢又增添一重隱憂。
事實上，武器銷售一直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課題，也一直引來反戰人士的抗議行動，原因是他們認為；武器銷售助長了地區性的軍備競賽，增加了地區性關係的緊張，亦使戰爭更趨猛烈和具毀滅性。另外，武器的銷售亦造成了地區强國的產生，伊拉克當然是一個標準的例子，以色列、南非和未革命前的伊朗都是得到西方武器的銷售而成為地區强國的，而她們亦成為地區衝突的主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武器銷售國按名次是美國、蘇聯、法國、英國和西德，而武器接受國則以中東為主，佔了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非洲、北約及華約聯盟組織（華約已解散）和亞洲。明顯地，除了少數例外，武器銷售的軌迹就是由富國賣給窮國。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富國既有能力花錢在國防工業上，自然地，她們的武器就更先進和具市場價值了。那麼，為何富國要銷售武器？除了經濟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軍事上的含意。
當美蘇還是處於冷戰的局面，武器銷售是獲得地區影響力最重要的工具，蘇聯把武賣給阿拉伯國家，作為對她們與以色列抗衡的友好表示。同理，美國售賣軍火與沙地阿拉伯和埃及也是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
武器的銷售其實不是一宗普通的買賣；交易完畢就各自滿意地離開市場，武器銷售還包括了軍事顧問團的派遣，以教導買主懂得如何使用產品，甚至還會保送買主的軍方人員到售賣國家接受軍事培訓，這增加了兩國之間政治及軍事領導階層的接觸，對於兩國關係的建立甚有幫助。
武器銷售的利益還包括了對購買國家外交政策上的影響。美國在七十年代將大量武器賣給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其中的部分理由，就是要使兩國不要支持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對石油供應採取禁運的措施。明顯地，波斯灣危機之後，中東國家渴求先進武器的供應，美國在這方面的談判籌碼站於壓倒性的有利位置。
另外，武器銷售還有軍事上的考慮；「軍事基地」是美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十分重要的軍事基地，一來可供其轟炸機使用，二來可對敵國及其友邦進行偵察任務。於是，武器的銷售也不時成為換取軍事基地設立，或使用某種偵察儀器的條件。一九八○年初，美國同意售予埃及四十架F-16戰鬭機，不久，美國就在埃及的軍事基地使用AWACS偵察機了。
我們或許都聽過「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成語故事了，在電視劇集裏，我們也常看到一些幕後主使人如何借刀殺人的情節，武器的銷售在軍事上有同樣性質的利益。武器的威力，一般都要在真實的戰場上，才能得到驗證。武器銷售國的軍事領袖鼓勵武器銷售的理由，就是可以讓武器得到實際戰鬭的試驗。美國當年新式「精密導引反戰車」武器就是由以色列在中東六日戰爭裏首次使用，而蘇聯售賣予伊拉克的精良武器亦於當年在剿滅庫爾德人叛亂的戰役中得到充分試用的機會。這些實戰的經驗對於她們的國防工業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事實上，核子武器的出現，已對兩大强國產生阻嚇的作用。她們深知道，任何直接的軍事對抗，都有可能導致核子戰爭的危險。所以，她們就傾向於在第三世界的領土上進向「代理」的抗爭（competition by “proxy”）。她們躲於幕後，支持其他國家利用她們製造的武器互相攻擊，戰場當然是在別人的國土了。
經濟利益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近年的武器銷售都是傾向商業為主要考慮，是以大批的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軍火商大肆供應武器予伊拉克；薩達姆那堅固的地下堡壘也是由他們設計並建造。即使是聯合國決議要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有證據顯示，德國仍然與伊拉克大做武器銷售的生意。國家的政策有時不受到軍火商人的尊重，但國際上愈來愈信奉一種理論：就是武器銷售純屬一項商業活動，主張政府的管制應減至最少，由市場規律來自由決定。
經濟上的利益當然還包括為供應國提供就業機會。另外，由於武器的製造需要大量的研究經費，武器銷售被視為可獲至「經濟規模」（economics of scale）的效益，降低生產的單位成本，特別是對於歐洲國家，她們本身的武器需求量不及美蘇那麼大，而蘇聯也需要武器銷售的收入來支付西方輸入的技術和糧食，是以，她們以武器銷售來「資助」本身的國防工業。
既有這麼多的利益，也就怪不得武器銷售如此興隆。不過，武力銷售卻為世界和人類帶來局勢的緊張和毀滅性的災難。
首先，購買軍火的國家中佔有四分三屬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少數例外），自一九六○年至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軍費已經增加超過四倍（以常值計算），這些國家把已經稀少的資源用於購買武器上，使更急切的社會和經濟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事實上，美蘇兩國花於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遠低於武器銷售的總額，造成了窮國不斷付錢給富國。伊朗在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時期，軍費的支出佔了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住屋、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相對顯出不足，增加了人民的怨懟，相信這對導致後來的革命有一定的推動力。
另外，許多第二世界國家的政權趨向專制獨裁，有的甚至是由軍人直接領導，銷售的武器成了政府鎮壓人權的工具，伊拉克再次成為這現象的表表者。不過，不少武器供應國為了維持本身的利益，縱然口裏常念人權，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予獨裁者，卡特是美國總統之中較重視人道的一位，在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年裏，基於人權理由，決定減少對阿根廷、烏拉圭和衣索匹亞的軍事援助，但對於惡名昭彰菲國和南韓（現在已改善）仍是照常給予軍援，理由是她們對美國的安全具有重要性。
武器的供應國或許以為自己在操縱其他國家的政策，但她們卻不時被接受國施以「反控制」，正如一九七六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有關美國售武與伊朗的報告裏，內容指出美國不得不為所售的武器提供支援，否則，必然會使美伊關係陷入重大危機，對石油應亦有影響。若伊朗陷入戰爭，美國駐伊朗的二萬四千多名軍事顧問很難不牽涉在內，並有可能成為人質。我們都知道巴列維王朝破推翻後，新的政權視美國較早時向伊朗銷售武器為不友善的行動，可說是適得其反。
正所謂「愈踏愈深」，武器的銷售甚至有把供應國拖入戰爭漩渦的危機。當美蘇兩個都在某一地區提供武器，這造成了一種軍備競賽和地區的張力，這甚至演變成兩國之間的一種政治意志和決心的表現，當一旦該地區爆發戰爭，武器供應國由於不能坐視其夥伴失敗，遂感到有直接參加戰爭的必要，越戰的起點也是美國提供越南軍事援助。
今天，美蘇關係已有所緩和，但世事難料，在瞬息萬變的今天，只要一絲的牽動也會帶來激烈的反應。波斯灣危機已反映了武器銷售如何製造軍事狂人和帶來侵略性的戰爭。若軍事强國不能吸取教訓，仍然以自身的利益盤算武器銷售的好處，這等於為世界「輸出」更多死亡陷阱。
事實上，武器銷售一直是國際政治的重要課題，也一直引來反戰人士的抗議行動，原因是他們認為；武器銷售助長了地區性的軍備競賽，增加了地區性關係的緊張，亦使戰爭更趨猛烈和具毀滅性。另外，武器的銷售亦造成了地區强國的產生，伊拉克當然是一個標準的例子，以色列、南非和未革命前的伊朗都是得到西方武器的銷售而成為地區强國的，而她們亦成為地區衝突的主角。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大的武器銷售國按名次是美國、蘇聯、法國、英國和西德，而武器接受國則以中東為主，佔了約百分之四十，其次是非洲、北約及華約聯盟組織（華約已解散）和亞洲。明顯地，除了少數例外，武器銷售的軌迹就是由富國賣給窮國。這現象是必然的，因為富國既有能力花錢在國防工業上，自然地，她們的武器就更先進和具市場價值了。那麼，為何富國要銷售武器？除了經濟的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政治和軍事上的含意。
當美蘇還是處於冷戰的局面，武器銷售是獲得地區影響力最重要的工具，蘇聯把武賣給阿拉伯國家，作為對她們與以色列抗衡的友好表示。同理，美國售賣軍火與沙地阿拉伯和埃及也是要與他們保持良好的關係。
武器的銷售其實不是一宗普通的買賣；交易完畢就各自滿意地離開市場，武器銷售還包括了軍事顧問團的派遣，以教導買主懂得如何使用產品，甚至還會保送買主的軍方人員到售賣國家接受軍事培訓，這增加了兩國之間政治及軍事領導階層的接觸，對於兩國關係的建立甚有幫助。
武器銷售的利益還包括了對購買國家外交政策上的影響。美國在七十年代將大量武器賣給伊朗和沙地阿拉伯，其中的部分理由，就是要使兩國不要支持石油輸出國家組織（OPEC）對石油供應採取禁運的措施。明顯地，波斯灣危機之後，中東國家渴求先進武器的供應，美國在這方面的談判籌碼站於壓倒性的有利位置。
另外，武器銷售還有軍事上的考慮；「軍事基地」是美蘇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個十分重要的軍事基地，一來可供其轟炸機使用，二來可對敵國及其友邦進行偵察任務。於是，武器的銷售也不時成為換取軍事基地設立，或使用某種偵察儀器的條件。一九八○年初，美國同意售予埃及四十架F-16戰鬭機，不久，美國就在埃及的軍事基地使用AWACS偵察機了。
我們或許都聽過「鷸蚌相爭，漁人得利」的成語故事了，在電視劇集裏，我們也常看到一些幕後主使人如何借刀殺人的情節，武器的銷售在軍事上有同樣性質的利益。武器的威力，一般都要在真實的戰場上，才能得到驗證。武器銷售國的軍事領袖鼓勵武器銷售的理由，就是可以讓武器得到實際戰鬭的試驗。美國當年新式「精密導引反戰車」武器就是由以色列在中東六日戰爭裏首次使用，而蘇聯售賣予伊拉克的精良武器亦於當年在剿滅庫爾德人叛亂的戰役中得到充分試用的機會。這些實戰的經驗對於她們的國防工業有重大的指導作用。
事實上，核子武器的出現，已對兩大强國產生阻嚇的作用。她們深知道，任何直接的軍事對抗，都有可能導致核子戰爭的危險。所以，她們就傾向於在第三世界的領土上進向「代理」的抗爭（competition by “proxy”）。她們躲於幕後，支持其他國家利用她們製造的武器互相攻擊，戰場當然是在別人的國土了。
經濟利益當然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近年的武器銷售都是傾向商業為主要考慮，是以大批的德國、法國和英國的軍火商大肆供應武器予伊拉克；薩達姆那堅固的地下堡壘也是由他們設計並建造。即使是聯合國決議要制裁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後，有證據顯示，德國仍然與伊拉克大做武器銷售的生意。國家的政策有時不受到軍火商人的尊重，但國際上愈來愈信奉一種理論：就是武器銷售純屬一項商業活動，主張政府的管制應減至最少，由市場規律來自由決定。
經濟上的利益當然還包括為供應國提供就業機會。另外，由於武器的製造需要大量的研究經費，武器銷售被視為可獲至「經濟規模」（economics of scale）的效益，降低生產的單位成本，特別是對於歐洲國家，她們本身的武器需求量不及美蘇那麼大，而蘇聯也需要武器銷售的收入來支付西方輸入的技術和糧食，是以，她們以武器銷售來「資助」本身的國防工業。
既有這麼多的利益，也就怪不得武器銷售如此興隆。不過，武力銷售卻為世界和人類帶來局勢的緊張和毀滅性的災難。
首先，購買軍火的國家中佔有四分三屬貧窮的第三世界國家（少數例外），自一九六○年至八十年代，第三世界國家的軍費已經增加超過四倍（以常值計算），這些國家把已經稀少的資源用於購買武器上，使更急切的社會和經濟的需要得不到滿足。事實上，美蘇兩國花於第三世界的經濟援助，遠低於武器銷售的總額，造成了窮國不斷付錢給富國。伊朗在巴列維王朝的統治時期，軍費的支出佔了國家預算的百分之二十五，而住屋、教育和社會福利方面的支出相對顯出不足，增加了人民的怨懟，相信這對導致後來的革命有一定的推動力。
另外，許多第二世界國家的政權趨向專制獨裁，有的甚至是由軍人直接領導，銷售的武器成了政府鎮壓人權的工具，伊拉克再次成為這現象的表表者。不過，不少武器供應國為了維持本身的利益，縱然口裏常念人權，仍然繼續供應武器予獨裁者，卡特是美國總統之中較重視人道的一位，在他入主白宮的第一年裏，基於人權理由，決定減少對阿根廷、烏拉圭和衣索匹亞的軍事援助，但對於惡名昭彰菲國和南韓（現在已改善）仍是照常給予軍援，理由是她們對美國的安全具有重要性。
武器的供應國或許以為自己在操縱其他國家的政策，但她們卻不時被接受國施以「反控制」，正如一九七六年，美國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提交了一份有關美國售武與伊朗的報告裏，內容指出美國不得不為所售的武器提供支援，否則，必然會使美伊關係陷入重大危機，對石油應亦有影響。若伊朗陷入戰爭，美國駐伊朗的二萬四千多名軍事顧問很難不牽涉在內，並有可能成為人質。我們都知道巴列維王朝破推翻後，新的政權視美國較早時向伊朗銷售武器為不友善的行動，可說是適得其反。
正所謂「愈踏愈深」，武器的銷售甚至有把供應國拖入戰爭漩渦的危機。當美蘇兩個都在某一地區提供武器，這造成了一種軍備競賽和地區的張力，這甚至演變成兩國之間的一種政治意志和決心的表現，當一旦該地區爆發戰爭，武器供應國由於不能坐視其夥伴失敗，遂感到有直接參加戰爭的必要，越戰的起點也是美國提供越南軍事援助。
今天，美蘇關係已有所緩和，但世事難料，在瞬息萬變的今天，只要一絲的牽動也會帶來激烈的反應。波斯灣危機已反映了武器銷售如何製造軍事狂人和帶來侵略性的戰爭。若軍事强國不能吸取教訓，仍然以自身的利益盤算武器銷售的好處，這等於為世界「輸出」更多死亡陷阱。
多國籍企業的罪行
「……它給人的印象是威力十足而且行動隱密，明地暗處都叫人害怕。……它的組合混雜：包括冷血、有害的、品種不純、行動隱祕。它好比畸型的怪物，因為它形態異常。……它好比陰鷙的鬼域，因為它專在暗處下手，籠著神秘的外衣……」
是甚麼獲得如斯反面的描述？不是心狠手辣的罪犯，也不是陰險虛偽的政客，而是那些在世界各地都有設立公司的「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這是一段節錄自《歐洲人對多國籍企業的看法》一書內的文字。
我們對多國籍企業（又名跨國企業）其實一點也不會陌生。每逢假日，不少香港人都會到沙田城市廣場的八百伴，或是太古城的UNY走一轉，即使不是立意購物，也作為消閒的好去處；當然，我們通常是不會空手而回的。還有小孩子們的樂園麥當勞，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怎麼饞嘴的中國人也愛吃味道如此單一乏味的漢堡包！
不論漢堡包是否好吃、或是八百伴和UNY的貨色是否「平夾靚」，人們對這些多國籍企業的譭譽十分極端；有說它們高度落實了自由市場的原則，發揮了企業最先進的管理方式。對於落後的國家來說，多國籍企業為它們帶來先進的科技和就業機會，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不過也有人認為，多國籍企業以搾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顧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甚至是勾結官僚和當地的特權階級，犧牲大眾來鞏固少數人的權勢和財富。
縱然不少未來學者都談及資訊社會下，大企業將面臨不少難處，它們擁有的優勢已不及當年，但多國籍企業仍然是現今甚至是將來的主要生產機構，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然擧足輕重，是以了解它們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仍然是必要的。
近代的多國籍企業浪潮可說是由美國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各國忙於重建幾近癱瘓的經濟，而當時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當然是以威力驚人的核子彈取得勝利的美國，美國挾戰勝的威脅取得不少經濟政策上的優勢，美國企業源源的進駐歐洲的國土。今天西歐的經濟已經復甦，它們的企業也陸續的仿效美國企業的模式，成為龐大的多國籍企業集團，日本就更是後來居上，甚至打進美國的領土，使美國人日漸擔心最終會由日本企業「統治」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產業多騷初級原料業如石油、穀物，製造業如汽車業和服務業如銀行業等。
在金碧輝煌的企業大樓之下，多國籍企業為人類帶來祝福還是禍患？任何的制度都有其美好的原意，但卻不一定能夠落實，甚而會產生相反的效果。人亦因而可以在冠冕堂皇的藉口下，為自己謀取私利。多國籍企業在經濟的理論上可說是十分完美的，包括善用全球的資源，為人類整體爭取最大的福祉。但現實卻在訴說另一個故事，正如美國經濟學者兼政治活躍分子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在《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書裏所說的：
「在這個不明確的時代裏，大公司就是不安的主要之泉，人們不知道自己受誰控制，如何受控制，而控制者的目的何在。」
多國籍企業為人咎病的地方大致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四個原因。
先談經濟方面，現時全球的資源可說是控制在幾百家多國籍企業的手中，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資源的運用乃依據它們訂立的目標，而這個過程裏，企業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它們所處的國家的福祉，也不是該國需要怎樣的產業架構。相反地，它們打散了這些國家的傳統產業架構。
多國籍企業看中的是這些國家的物資和低廉的勞動人口。它們建立起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模式，本國人民的需求卻不屑一顧。若是建基於一個整全的產業架構，出口為導向確是能夠帶來穩定的經濟成長。但多國籍企業卻把生產集中在一兩個項目裏，當市場一旦有任何變化，該國的經濟就會承受極大的打擊，而多國籍企業就在其他國家的分公司裏隨著市場的變化調整業務，利潤的虧損以補償或減少。同樣的理由，多國籍企業所輸入的科技根本是遠離這些國家真正的需要，這些科技只要為了多國籍企業的生產服務而已。
當然，我們不能全歸罪於多國籍企業，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沒有制定適合國情的經濟政策，實屬失職。事實上，也有國家是藉著多國籍企業配合，獲得了經濟起飛的成績。原因是這些國家制訂了嚴謹的政策，使多國籍企業不能為所欲為，乃是要配合國家的發展需要；但畢竟不是所有國家也有這樣的「談判籌碼」。雖然多個國際組織為多國籍企業訂立「行為守則」，例如要配合該國的經濟目標、盡量邀請多些當地人士加入成為股東，利潤應該用於當地再投資、要建立勞資談判的渠道，公開公司的盈利情況……但在致力追求利潤的前提下，大部分的多國籍企業都口裏有守則，手裏沒守則。
誠然，不少發展中國家已訂立了有關多國籍企業的管制政策，但這些企業的談判實力不能小覷，它們比一些國家的生產總值還要大，它們若退出該國，將會使多人失業，並帶來經濟危機。
政治方面，多國籍企業的策略正如在本身國家一樣，它們從事遊說政客的工作。正如蓋伯瑞所說：
「現代企業可影響政府的決策或經由政府發揮其影響力，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除了受惠者外，沒有人認為企業贈予政客或政府官員的酬金，是出於一片關愛之心。常為人們忽略的重要事實，是現代公司與政府自然形成互惠的關係。汽車廠商與高速公路承包建築商之間，戰鬭機製造商與軍官員之間的關係自然非比尋常，總之現代企業與國家之間有著密切的共生關係，它們共享權力，共分成果。」
簡言之，官商勾結。
這些多國籍企業建立起一個極龐大的情報單位，特別是石油和銀行企業，他們高薪向政府情報機關「挖角」。中東一些產油國家曾指責多國籍企業的情報人員甚至滲入當地的政府機構搜集情報，他們擁有主要官員的個人紀錄。紐約時報記者德．蘇力（Tod Szulc）就曾這樣寫：
「怪不得艾森豪離開白宮前曾這樣警告，將要衍生出來的工業情報的混合體比軍事工業混合體更為有害。」
七○年代初，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總裁季寧（H. Geneen），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就曾經承認，他在推翻信奉社會主義的智利總統阿葉德（Allende）方面曾幫上一把。另外，多國籍企業透過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要求當地政府抑壓工人運動。
社會方面，由於多國籍企業關注的不是當地社會的福祉，美國記者就曾報道西方國家禁用一些農藥，原因是它們會對農場工人的健康構成威脅，但多國籍企業卻源源從西方國家向第三世界輸入這些農藥，還用直升機大量地噴灑於滿布工人的農地，甚麼職業安全，多國籍企業一於不加理會。
一些國家的廣告條例較為寬鬆，於是多國籍企業以欺騙的手法推銷產品，曾經有國家的人民因相信飲汽水比奶粉對嬰兒更有益處，於是造成了大量嬰兒營養不良。
最後，多國籍企業是今天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濫用資源，隨處砍伐樹木，使土地沙漠化。一九七五年時，一枚美國偵察衛星發現亞馬遜流域某一處地面的溫度突然增加，這種情形通常是火山爆發，待查明後，原來是一家西德的多國籍企業在焚燒一百多萬英畝的熱帶森林，以準備開設牧場。多國籍企業又選取環境保護條例較寬鬆的地區從事生產，以減低成本；而環境的污染就要由社羣來承受了。
那麼，多國籍企業是否如開篇所描述的，是一個冷血、有害的、品種不純、行動隱祕的畸型怪物，只要人類還是不理後果、不顧公德地追求物質的滿足和一己的私利，更多的怪物會陸續出現。
是甚麼獲得如斯反面的描述？不是心狠手辣的罪犯，也不是陰險虛偽的政客，而是那些在世界各地都有設立公司的「多國籍企業」（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這是一段節錄自《歐洲人對多國籍企業的看法》一書內的文字。
我們對多國籍企業（又名跨國企業）其實一點也不會陌生。每逢假日，不少香港人都會到沙田城市廣場的八百伴，或是太古城的UNY走一轉，即使不是立意購物，也作為消閒的好去處；當然，我們通常是不會空手而回的。還有小孩子們的樂園麥當勞，到現在我仍然不明白，怎麼饞嘴的中國人也愛吃味道如此單一乏味的漢堡包！
不論漢堡包是否好吃、或是八百伴和UNY的貨色是否「平夾靚」，人們對這些多國籍企業的譭譽十分極端；有說它們高度落實了自由市場的原則，發揮了企業最先進的管理方式。對於落後的國家來說，多國籍企業為它們帶來先進的科技和就業機會，改善當地人民的生活。不過也有人認為，多國籍企業以搾取最大利潤為目標，不顧其他國家人民的利益，甚至是勾結官僚和當地的特權階級，犧牲大眾來鞏固少數人的權勢和財富。
縱然不少未來學者都談及資訊社會下，大企業將面臨不少難處，它們擁有的優勢已不及當年，但多國籍企業仍然是現今甚至是將來的主要生產機構，它們對世界經濟的影響仍然擧足輕重，是以了解它們對現代社會的影響仍然是必要的。
近代的多國籍企業浪潮可說是由美國帶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飽受戰火摧殘的歐洲各國忙於重建幾近癱瘓的經濟，而當時最具經濟活力的國家當然是以威力驚人的核子彈取得勝利的美國，美國挾戰勝的威脅取得不少經濟政策上的優勢，美國企業源源的進駐歐洲的國土。今天西歐的經濟已經復甦，它們的企業也陸續的仿效美國企業的模式，成為龐大的多國籍企業集團，日本就更是後來居上，甚至打進美國的領土，使美國人日漸擔心最終會由日本企業「統治」美國。多國籍企業的產業多騷初級原料業如石油、穀物，製造業如汽車業和服務業如銀行業等。
在金碧輝煌的企業大樓之下，多國籍企業為人類帶來祝福還是禍患？任何的制度都有其美好的原意，但卻不一定能夠落實，甚而會產生相反的效果。人亦因而可以在冠冕堂皇的藉口下，為自己謀取私利。多國籍企業在經濟的理論上可說是十分完美的，包括善用全球的資源，為人類整體爭取最大的福祉。但現實卻在訴說另一個故事，正如美國經濟學者兼政治活躍分子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在《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書裏所說的：
「在這個不明確的時代裏，大公司就是不安的主要之泉，人們不知道自己受誰控制，如何受控制，而控制者的目的何在。」
多國籍企業為人咎病的地方大致可分為經濟、政治、社會和環境四個原因。
先談經濟方面，現時全球的資源可說是控制在幾百家多國籍企業的手中，它們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資源的運用乃依據它們訂立的目標，而這個過程裏，企業優先考慮的並不是它們所處的國家的福祉，也不是該國需要怎樣的產業架構。相反地，它們打散了這些國家的傳統產業架構。
多國籍企業看中的是這些國家的物資和低廉的勞動人口。它們建立起一個以出口為導向的生產模式，本國人民的需求卻不屑一顧。若是建基於一個整全的產業架構，出口為導向確是能夠帶來穩定的經濟成長。但多國籍企業卻把生產集中在一兩個項目裏，當市場一旦有任何變化，該國的經濟就會承受極大的打擊，而多國籍企業就在其他國家的分公司裏隨著市場的變化調整業務，利潤的虧損以補償或減少。同樣的理由，多國籍企業所輸入的科技根本是遠離這些國家真正的需要，這些科技只要為了多國籍企業的生產服務而已。
當然，我們不能全歸罪於多國籍企業，這些國家的領導人沒有制定適合國情的經濟政策，實屬失職。事實上，也有國家是藉著多國籍企業配合，獲得了經濟起飛的成績。原因是這些國家制訂了嚴謹的政策，使多國籍企業不能為所欲為，乃是要配合國家的發展需要；但畢竟不是所有國家也有這樣的「談判籌碼」。雖然多個國際組織為多國籍企業訂立「行為守則」，例如要配合該國的經濟目標、盡量邀請多些當地人士加入成為股東，利潤應該用於當地再投資、要建立勞資談判的渠道，公開公司的盈利情況……但在致力追求利潤的前提下，大部分的多國籍企業都口裏有守則，手裏沒守則。
誠然，不少發展中國家已訂立了有關多國籍企業的管制政策，但這些企業的談判實力不能小覷，它們比一些國家的生產總值還要大，它們若退出該國，將會使多人失業，並帶來經濟危機。
政治方面，多國籍企業的策略正如在本身國家一樣，它們從事遊說政客的工作。正如蓋伯瑞所說：
「現代企業可影響政府的決策或經由政府發揮其影響力，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除了受惠者外，沒有人認為企業贈予政客或政府官員的酬金，是出於一片關愛之心。常為人們忽略的重要事實，是現代公司與政府自然形成互惠的關係。汽車廠商與高速公路承包建築商之間，戰鬭機製造商與軍官員之間的關係自然非比尋常，總之現代企業與國家之間有著密切的共生關係，它們共享權力，共分成果。」
簡言之，官商勾結。
這些多國籍企業建立起一個極龐大的情報單位，特別是石油和銀行企業，他們高薪向政府情報機關「挖角」。中東一些產油國家曾指責多國籍企業的情報人員甚至滲入當地的政府機構搜集情報，他們擁有主要官員的個人紀錄。紐約時報記者德．蘇力（Tod Szulc）就曾這樣寫：
「怪不得艾森豪離開白宮前曾這樣警告，將要衍生出來的工業情報的混合體比軍事工業混合體更為有害。」
七○年代初，國際電話電報公司（ITT）總裁季寧（H. Geneen），在美國參議院的聽證會上就曾經承認，他在推翻信奉社會主義的智利總統阿葉德（Allende）方面曾幫上一把。另外，多國籍企業透過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要求當地政府抑壓工人運動。
社會方面，由於多國籍企業關注的不是當地社會的福祉，美國記者就曾報道西方國家禁用一些農藥，原因是它們會對農場工人的健康構成威脅，但多國籍企業卻源源從西方國家向第三世界輸入這些農藥，還用直升機大量地噴灑於滿布工人的農地，甚麼職業安全，多國籍企業一於不加理會。
一些國家的廣告條例較為寬鬆，於是多國籍企業以欺騙的手法推銷產品，曾經有國家的人民因相信飲汽水比奶粉對嬰兒更有益處，於是造成了大量嬰兒營養不良。
最後，多國籍企業是今天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他們濫用資源，隨處砍伐樹木，使土地沙漠化。一九七五年時，一枚美國偵察衛星發現亞馬遜流域某一處地面的溫度突然增加，這種情形通常是火山爆發，待查明後，原來是一家西德的多國籍企業在焚燒一百多萬英畝的熱帶森林，以準備開設牧場。多國籍企業又選取環境保護條例較寬鬆的地區從事生產，以減低成本；而環境的污染就要由社羣來承受了。
那麼，多國籍企業是否如開篇所描述的，是一個冷血、有害的、品種不純、行動隱祕的畸型怪物，只要人類還是不理後果、不顧公德地追求物質的滿足和一己的私利，更多的怪物會陸續出現。
官僚主義 — 現代政治的怪物
甚麼是官僚主義？看過以下的個案，或許不需要更詳盡的解釋，你對官僚主義便心領神會了。
你知道今年是甚麼年嗎？羊年？一九九一年？這些都是，但我們的世界已為每一年加添一個新名目，例如，一九八七年就是「國際庇護無家者年」。由於這緣故，誘發了部分立法局議員和傳播媒介對露宿者的關注。於是立法局定於那年的七月來一個休會辯論，而政府則在六月「搶先」成立了一個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一切現象均在顯示，露宿者問題終於受到注視了，不過，高興還未來得及，種種迹象顯示，這又是一次官僚主義的精彩表演。
這個名為「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怱怱成立，成員全來自官方，包括社會福利署、房屋署、醫務衛生署、政務署、市政總署、警務署和禁毒科代表，從這些代表的背景，我們已明白到露宿者問題的複雜性。這個委員會成立不足一年，已「做」出一點成績來，包括資助成立一間「日間援助中心」和籌劃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不過。這個委員會並不像其他同類型委員會，它完全沒有邀請志願團體出席會議。而事實上，志願團體一直在照顧露宿者的問題上佔主導角色，是甚麼原因委員會要排除志願團體出局？
委員會成立不足半年，已有五名成員更換，雖然各部門仍然有代表出席會議，但新人事新作風，再加上新的官員代表對問題要重新了解，這樣對工作效率和延續性明顯地有不利的影響。頻密的代表更替已顯示當輿論的注意力就露宿者問題一旦鬆懈，部門的主要人力資源就調往處理更重要的事件了。
根據「深水埗區街頭露宿者研究報告書」顯示，「無能力負擔租金」和「拆樓後不能另覓居所」高佔露宿原因的首兩位。這顯示政府在舊區重建時，往往在安置及賠償的工作上準備不足，以致在舊居拆卸後，不少人被逼淪為露宿者。土地發展公司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成立，全面執行市區重建計劃，政府的土地政策亦由新界返回市區。相信市區重建計劃又會「製造」更多露宿者。
據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全港性調查報告，超過五十歲以上的露宿者佔百分之四十七，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單身人士，有的是被子女遺棄街頭。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金既不足夠維持生計，他們頓時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政府的房屋恩恤安置則規限多多，有些即使合資格的老人也至少要等上數年後才得「上樓」。
香港現時仍有大量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勞工，他們於數年內即將被逼退休，而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充滿漏洞，政府執意不實行中央公積金或强制性私人公積金制度，可以預見一班新的露宿者正在形成，若不立即行動，只怕到時要花加倍的努力，成效也未必理想。但委員會對上述的情況有甚麼看法？
當時的委員會主席副衛生福利司許雄表示，他們的工作重點是幫助身體不健康的露宿者，使他們得到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至於健康人士，他們基本上有自由露宿，只要不阻礙他人就是了。許雄又說：委員會職責在於「解決」香港的露宿問題，而不是「預防」問題的發生。「這是別的部門的職責。」許雄甚至不否認委員會乃在社會壓力下催生出來的。本來有「回應」的政府是好的，但「應付」輿論而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決心卻是官僚主義常見的現象。
根據社署的資料，有百分之三十點一的露宿者是「自願」露宿的，但由兩個志願團體做的報告（註一）卻分別顯示這類露宿者只佔了百分之一點七及零。為甚麼有這麼大的差別？政府部門和委員會若根據社署的資料，當然就大有理由不用對這種「自願」的行為花太多工夫。正如許雄所說，只要他們不妨礙別人、不影響市容就是了。
一些負責幫助露宿者的志願團體社工表示，露宿者不喜歡向政府部門人員說真話，因為對他們印象不佳，只是敷衍了事；這就有點「你說我是自願就自願吧」的意思。
許雄又說，有些人是喜歡露宿的，他們拒絕接受政府的福利。但根據同樣兩個志願團體調查報告，願意將其資料由研究員轉介有關福利機構，以便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分別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二及八十七點五。這些數字明顯地與政府官員所描述的露宿者反應有不合之處。這似乎是一個不合邏輯的說法；露宿者渴望改善生活，卻拒絕與協助他們的政府部門合作。
我於一個晚上在西環現場探訪時，親自目睹以下的情況，或許能為這問題帶來一點解釋：
當晚寒風刺骨，一輛社署的小巴停泊在西環的三角碼頭附近，原來是社署的人員正在派發禦寒毛氈。一個年約六十歲的老伯問：「沒有棉被嗎？毛氈不夠暖的！」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性社署人員粗聲粗氣的說：「沒有，要不要氈？」那老伯遲疑了一會，接著那社署人員赫然發現甚麼似的，說：「你早幾個月不是租了屋的嗎？有沒有向中心退回租金津貼呀？」那老伯只是淡然的答：「有！」這名社署人員用懷疑的語意再問：「真的？」老伯無奈的答：「有！」隨後這名社署人員多次的詢問老伯是否要氈，老伯堅決的拒絕了。
露宿者對政府部門沒有好感的另一原因，是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使他們無所適從。對於露宿者，不時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社署今天來派毛氈，明天市政署就來掃街沒收了。曾經有一次，市政署在沒有貼紙通知下，把露宿者所有物品掃去，包括早兩晚社署派發的毛氈。露宿者派代表到政務署要求協助，誰知新來的政務主任不但不為他們調查，還惡言相向，叫他們自己到市政署吵個夠好了。對於一班已身無長物的露宿者來說，政府部門沒收他們的東西已迹近對他們的「逼害」了。
當人受到多次失望的打擊，他就沒有勇氣再產生希望了，這也是露宿者對政府部門的感受。
根據社署的資料，露宿者年期平均為三年零十一個月，有百分之十六點六則超過十年，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得到社署多次的接觸，詢問他們的資料和需要。而他們最急切需要的服務是長期居所及固定職業。很明顯地，他們多次提出來的希望仍然未能得到政府部門積極的回應，他們只是按期收到救濟金，最後仍是流落街頭。
一個叫阿迪的露宿者憤憤不平的向我投訴：「我花了數十元的車錢來來往往，他們每次也說有樓給我，但去到又說沒有了！」
我所接觸的露宿者當中，不少表示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幫助他們，這或許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下所產生的心態吧！
露宿者的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處理，原因除了是政府未能了解問題的重心，和種種迹象顯示她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心外；政府還有意或無意地導致資料失實，使問題的嚴重性得不到應有的注視。
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報告說全港共有一千三百一十九名露宿者，與上兩年的人數相若，顯示問題已穩定下來，但露宿者者行動委員會卻聲稱，香港共有超過四千名露宿者，而露宿人數更有上升的趨勢，究竟孰對孰錯？
根據深水埗區議會以摘名和登記身分證號碼的調查方式，調查員在該區接觸到二百三十九名露宿者，但社署同區的數字只得一百八十一人。中西區的堅道明愛社區中心以同樣的方式在本區接觸到一百六十三人，社署的數字卻只是一百二十八人，單是這兩區的數字已相差九十三人。這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還強調，他們所得的數字並不完全，相信仍有很多露宿者是他們接觸不到的。他們也曾把調查資料送予社署覆核，發現有很多個案都不在社署的紀錄裏。
社署解釋，他們在每年約三或四月，選擇其中的三個晚上，由晚上到深宵，到各區訪問露宿者。當然，這樣的調查方法有賴調查員本身的積極性；而根據上述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透露；大部分不在社署記錄的個案都是一些居於橫街窄巷的個案。這是否顯示社署的調查員喜愛大街大巷？
究竟是否有更好的調查方法，使調查結果與事實情況較接近，曾經有學者提議，除了增加調查的日期和人手外，社署可致函各區居民組織、社團和志願機構，呼籲他們透過回條或熱線電話，通知社署有關露宿者的位置。當然，辦法是想出來的，要改善資料的失確還有很多其他辦法。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看見事實！
政府成立的露宿者統籌委員會是否一個常設的委員會？主席許雄沒有正面回答，只說直王委員會認為問題已得到解決，委員會才會解散。但據一些知道內情的人士透露；委員會成立之初，政府打算開兩至三次會議之後就會解散此委員會，但輿論壓力使這委員會欲罷不能。但現在已再沒有人談論露宿者問題了，而委員會較早前提及的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亦已經銷聲匿迹了，這個委員會究竟是否繼續工作，或是早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人知道。
看完這個案，你對香港的官僚主義得出甚麼印象？西方國家的官僚主義情況或許沒有香港的嚴重，但基本上也是循著同一公式，例如，外表在工作，實質沒事做出來的政治表現；或是「以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略把問題拖著，或是有意無意地歪曲資料，甚而是隱藏資料，企圖瞞天過海。這就是官僚主義，現代政治的怪物！
你知道今年是甚麼年嗎？羊年？一九九一年？這些都是，但我們的世界已為每一年加添一個新名目，例如，一九八七年就是「國際庇護無家者年」。由於這緣故，誘發了部分立法局議員和傳播媒介對露宿者的關注。於是立法局定於那年的七月來一個休會辯論，而政府則在六月「搶先」成立了一個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一切現象均在顯示，露宿者問題終於受到注視了，不過，高興還未來得及，種種迹象顯示，這又是一次官僚主義的精彩表演。
這個名為「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怱怱成立，成員全來自官方，包括社會福利署、房屋署、醫務衛生署、政務署、市政總署、警務署和禁毒科代表，從這些代表的背景，我們已明白到露宿者問題的複雜性。這個委員會成立不足一年，已「做」出一點成績來，包括資助成立一間「日間援助中心」和籌劃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不過。這個委員會並不像其他同類型委員會，它完全沒有邀請志願團體出席會議。而事實上，志願團體一直在照顧露宿者的問題上佔主導角色，是甚麼原因委員會要排除志願團體出局？
委員會成立不足半年，已有五名成員更換，雖然各部門仍然有代表出席會議，但新人事新作風，再加上新的官員代表對問題要重新了解，這樣對工作效率和延續性明顯地有不利的影響。頻密的代表更替已顯示當輿論的注意力就露宿者問題一旦鬆懈，部門的主要人力資源就調往處理更重要的事件了。
根據「深水埗區街頭露宿者研究報告書」顯示，「無能力負擔租金」和「拆樓後不能另覓居所」高佔露宿原因的首兩位。這顯示政府在舊區重建時，往往在安置及賠償的工作上準備不足，以致在舊居拆卸後，不少人被逼淪為露宿者。土地發展公司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成立，全面執行市區重建計劃，政府的土地政策亦由新界返回市區。相信市區重建計劃又會「製造」更多露宿者。
據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全港性調查報告，超過五十歲以上的露宿者佔百分之四十七，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單身人士，有的是被子女遺棄街頭。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金既不足夠維持生計，他們頓時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政府的房屋恩恤安置則規限多多，有些即使合資格的老人也至少要等上數年後才得「上樓」。
香港現時仍有大量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勞工，他們於數年內即將被逼退休，而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充滿漏洞，政府執意不實行中央公積金或强制性私人公積金制度，可以預見一班新的露宿者正在形成，若不立即行動，只怕到時要花加倍的努力，成效也未必理想。但委員會對上述的情況有甚麼看法？
當時的委員會主席副衛生福利司許雄表示，他們的工作重點是幫助身體不健康的露宿者，使他們得到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至於健康人士，他們基本上有自由露宿，只要不阻礙他人就是了。許雄又說：委員會職責在於「解決」香港的露宿問題，而不是「預防」問題的發生。「這是別的部門的職責。」許雄甚至不否認委員會乃在社會壓力下催生出來的。本來有「回應」的政府是好的，但「應付」輿論而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決心卻是官僚主義常見的現象。
根據社署的資料，有百分之三十點一的露宿者是「自願」露宿的，但由兩個志願團體做的報告（註一）卻分別顯示這類露宿者只佔了百分之一點七及零。為甚麼有這麼大的差別？政府部門和委員會若根據社署的資料，當然就大有理由不用對這種「自願」的行為花太多工夫。正如許雄所說，只要他們不妨礙別人、不影響市容就是了。
一些負責幫助露宿者的志願團體社工表示，露宿者不喜歡向政府部門人員說真話，因為對他們印象不佳，只是敷衍了事；這就有點「你說我是自願就自願吧」的意思。
許雄又說，有些人是喜歡露宿的，他們拒絕接受政府的福利。但根據同樣兩個志願團體調查報告，願意將其資料由研究員轉介有關福利機構，以便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分別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二及八十七點五。這些數字明顯地與政府官員所描述的露宿者反應有不合之處。這似乎是一個不合邏輯的說法；露宿者渴望改善生活，卻拒絕與協助他們的政府部門合作。
我於一個晚上在西環現場探訪時，親自目睹以下的情況，或許能為這問題帶來一點解釋：
當晚寒風刺骨，一輛社署的小巴停泊在西環的三角碼頭附近，原來是社署的人員正在派發禦寒毛氈。一個年約六十歲的老伯問：「沒有棉被嗎？毛氈不夠暖的！」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性社署人員粗聲粗氣的說：「沒有，要不要氈？」那老伯遲疑了一會，接著那社署人員赫然發現甚麼似的，說：「你早幾個月不是租了屋的嗎？有沒有向中心退回租金津貼呀？」那老伯只是淡然的答：「有！」這名社署人員用懷疑的語意再問：「真的？」老伯無奈的答：「有！」隨後這名社署人員多次的詢問老伯是否要氈，老伯堅決的拒絕了。
露宿者對政府部門沒有好感的另一原因，是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使他們無所適從。對於露宿者，不時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社署今天來派毛氈，明天市政署就來掃街沒收了。曾經有一次，市政署在沒有貼紙通知下，把露宿者所有物品掃去，包括早兩晚社署派發的毛氈。露宿者派代表到政務署要求協助，誰知新來的政務主任不但不為他們調查，還惡言相向，叫他們自己到市政署吵個夠好了。對於一班已身無長物的露宿者來說，政府部門沒收他們的東西已迹近對他們的「逼害」了。
當人受到多次失望的打擊，他就沒有勇氣再產生希望了，這也是露宿者對政府部門的感受。
根據社署的資料，露宿者年期平均為三年零十一個月，有百分之十六點六則超過十年，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得到社署多次的接觸，詢問他們的資料和需要。而他們最急切需要的服務是長期居所及固定職業。很明顯地，他們多次提出來的希望仍然未能得到政府部門積極的回應，他們只是按期收到救濟金，最後仍是流落街頭。
一個叫阿迪的露宿者憤憤不平的向我投訴：「我花了數十元的車錢來來往往，他們每次也說有樓給我，但去到又說沒有了！」
我所接觸的露宿者當中，不少表示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幫助他們，這或許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下所產生的心態吧！
露宿者的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處理，原因除了是政府未能了解問題的重心，和種種迹象顯示她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心外；政府還有意或無意地導致資料失實，使問題的嚴重性得不到應有的注視。
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報告說全港共有一千三百一十九名露宿者，與上兩年的人數相若，顯示問題已穩定下來，但露宿者者行動委員會卻聲稱，香港共有超過四千名露宿者，而露宿人數更有上升的趨勢，究竟孰對孰錯？
根據深水埗區議會以摘名和登記身分證號碼的調查方式，調查員在該區接觸到二百三十九名露宿者，但社署同區的數字只得一百八十一人。中西區的堅道明愛社區中心以同樣的方式在本區接觸到一百六十三人，社署的數字卻只是一百二十八人，單是這兩區的數字已相差九十三人。這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還強調，他們所得的數字並不完全，相信仍有很多露宿者是他們接觸不到的。他們也曾把調查資料送予社署覆核，發現有很多個案都不在社署的紀錄裏。
社署解釋，他們在每年約三或四月，選擇其中的三個晚上，由晚上到深宵，到各區訪問露宿者。當然，這樣的調查方法有賴調查員本身的積極性；而根據上述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透露；大部分不在社署記錄的個案都是一些居於橫街窄巷的個案。這是否顯示社署的調查員喜愛大街大巷？
究竟是否有更好的調查方法，使調查結果與事實情況較接近，曾經有學者提議，除了增加調查的日期和人手外，社署可致函各區居民組織、社團和志願機構，呼籲他們透過回條或熱線電話，通知社署有關露宿者的位置。當然，辦法是想出來的，要改善資料的失確還有很多其他辦法。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看見事實！
政府成立的露宿者統籌委員會是否一個常設的委員會？主席許雄沒有正面回答，只說直王委員會認為問題已得到解決，委員會才會解散。但據一些知道內情的人士透露；委員會成立之初，政府打算開兩至三次會議之後就會解散此委員會，但輿論壓力使這委員會欲罷不能。但現在已再沒有人談論露宿者問題了，而委員會較早前提及的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亦已經銷聲匿迹了，這個委員會究竟是否繼續工作，或是早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人知道。
看完這個案，你對香港的官僚主義得出甚麼印象？西方國家的官僚主義情況或許沒有香港的嚴重，但基本上也是循著同一公式，例如，外表在工作，實質沒事做出來的政治表現；或是「以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略把問題拖著，或是有意無意地歪曲資料，甚而是隱藏資料，企圖瞞天過海。這就是官僚主義，現代政治的怪物！
城市的禍患
「鈴鈴鈴……」數十萬個鬧鐘約定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響起來，這個城市又開始它一天的活動了。
人們如潮水般湧進各種地面或地下的交通工具，一起流進辦公室和工廠，按著設定的方法和節拍工作。午膳時間到來，人羣擠進全城的食肆，像機器要充電般進食，到了黃昏，一切情景就好像錄影機的回帶，人潮退回車廂，再退到整齊而密集的家居。這就是我們城市每一天的故事。
城市人擁有共同的起居習慣、語言、思維方式，面對同樣的難處、憂喜和期望，看同樣的報紙、聽同樣的廣播、欣賞同樣的電影，無論是生產、消費、娛樂，都擁有同樣的經歷，這也就是城市人同樣的故事。
城市不但把人聚集起來，它更成了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高度集中的自治體，它如機器般循環不息地運作，不容易因外界的衝激而改變它的法則。當這個法則愈是完備，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就愈是「標準化」，那是因為城市人受著共同文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已達指令式（dictate）的地步；由我們所創造的環境和文化，已自成一個完備的體統，像獨裁者般，控制著我們生活的每一環節，並把我們鑄造成一式一樣的「人種」。
不知你有否覺察，我們都習慣了任何事情也需要有一定的規則，只怕不是如此，就會走出亂子來。所以，城市的運作是以制度來管理人的行為。由於城市把人類集中起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就更容易發生，於是，城市把一切人類的行為規範化，凡超越此限者，就不受社會認可，是以城市缺乏創造的氣氛，也不鼓勵人們有獨特的個性。
在城市裏，即使你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方式，也無可選擇。或許你不願意像機器般朝九晚六的做著那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許你不願意接受那完全堵塞學習興趣的填鴨式教育，但對於大部分城市人來說，拒絕規範，就等於自我流放於城市文化之外，他們將被剝奪謀生的機會，或被視為標奇立異的「離異分子」，並且不受正常社交的歡迎。
七十年代的香港，曾經出現一班批判現代社會意識的年青人，他們成為今天的「優皮」一族，而所謂的優皮士，就是日間坐著行政高位，閒來才追尋切合自己生活情趣的專業人士。畢竟，城市人實在沒有本錢與牢固的制度作不妥協的反叛。
城市的規範有時甚至到達強逼我們做一些不願意做的事情。綠色運動的興趣，使不少香港人關注到生態境的問題，但城市生活的每一環節，都在強逼我們要與地球作對；例如，辦公室的設計註定我們要耗用紙張，在城市裏實行徹底食素也實在困難重重，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海水污染也有我們的分兒，無論是情願或不情願地，城市人都需要交出部分的自主權，以換取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當然，你或許會說，自從人類社化後，失去部分自主權已是必然的後果，不過，這裏我所要強調的，是城市「收買」人類自主權自立權的程度已達到專權的地步了。
當然，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城市的源起與古時人類擺脫封建社會的壓制有關，相比起古代的封建社會，城市人確實是擁有更多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不過，這種制度上的「進步」，卻只是帶導我們走向一個「隱藏式」的專制社會，制度的強化使人類重新陷入形式不同、內容卻沒有兩樣的牢籠裏。
由伯恩斯和拉爾夫（Burns & Ralph）編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第二卷裏，就中世紀城市的社會問題有如下的論述：
「大多數中世紀城市發展得如此迅速，即使有足夠的知識和願望，也幾乎不可能保證城市居民享受有益健康和舒適的生活。居住十分擠擁；在有些情況下，十六個人擠住在三間房裏。居住擠擁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城市必須防禦貴族和盜匪的侵犯。為了防禦的需要，每座城市周圍都築了牢固的城牆。……城牆裏的地皮價格驚人地上漲，由此而產生了一個富有的收地租的階級。由於地價昂貴，房屋的上層凸出在街道上，甚至城牆上的空間也被利用來建造屋舍，或種蔬菜花草，開闢成園子，街道又狹窄又彎曲……由於城市的空間是如此狹小，街道成了孩子們和青年的公共遊戲場地。……」
這一段文字是描述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所遇到的問題，今天讀來，是否感到如老朋友般熟悉？我們對所謂的「寸金尺土」並不陌生，事實上，今天的香港已是「尺金寸土」了。多少的城市勞碌一生，為地產商（新式封建主）奉上金錢？沒有錢的，就連他們用以棲身的木屋，也得因為地產商購入土地而被逼清拆。地產商的足爪已伸展至城市的每一角落，不斷侵蝕那些所餘無幾的消閒空間。
當然，地球本來並不缺乏土地，問題是人類要聚居一處，聚居的好處是方便發展工商貿易，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城市的建立與昔日那日益繁盛的商業活動有關，甚至現代不少第三世界的城市，都是昔日霸權國家強逼通商下淪為的殖民城市，香港就是其中一例。人類為了工商業的發展，已盲目地不顧一切，城市可說是在這種意識帶導下的產物，其內的一切也只是為工商業服務而已。
為了要切合工商發展和人類集居的需要，城市進行大規模的工程，砍伐樹木，削去山嶺、填塞海面，為要增加大量可用的地土。道路網絡的興建、大量汽車的使用，垃圾以幾何級數的增加，造成了噪音、污水、空氣混濁的城市環境，這些都是城市化必需要付出的代價。當然，要付出的代價還不止於此。
人聚居一處，彼此的距離近在咫尺，卻不顯得關係良好。在地車內，我們的距離再沒有比用「親密」來形容更貼切，就是對方的體臭或是秀髮的清香，我們都得以親嘗，不過，距離雖近，但彼此的心靈卻成反比例的遙遠。在平時的社交場合裏，兩人談話，都盡量不會超越一般性的範圍，避免有真正的溝通。若有人不知好歹提出關切的問候，他會被視為不懂社交禮儀的莽漢。
還記者兒時每年回鄉一次，那時我們每當晚飯完畢，就坐在屋外的涼亭下乘涼，哥與姨丈下棋，其餘的人就坐著閒話家常，經過的親友就會親切的問好，或是索性坐下加入閒談的的行例。不過，自從鄉下城市化之後，情況就截然不同，親友們都把自己關在方寸的石屋內，面對著五光十色的彩電，待廣告時間來臨，就怱忙的洗衫或沖涼。每天晚上，我們談不上十句說話，彼此近在咫尺，卻像遠隔天涯。
城市裏，我們有忙得不可開交的工作，有絡繹不絕的應酬，有引人入勝的娛樂節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惟有是減至最少吧！
城市人失去了自我的身分，我是誰？或是誰是我？我們只能以姓名、年齡、職業、教育背景和所屬社團的成員來介紹自己，我們習慣於按照城市的分類法，把一切事物有條有理的按照次序和準則分類，我們穿起了城市所賦予的「制服」，身分隱藏在「制服」之內。
事實上，城市那重穿透力極強的文化已把城市人打碎和重整了，我們不但在外表上相似（衣飾和打扮），甚至是氣質也相近。我們卻是浮淺、功利、虛偽、散漫和易變的「經濟人」。
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曾這樣形容城市人：
「他已無文化，因為已再無土地讓文化開花，也沒有牽掛的事讓他懸念，而在周圍刻板單調中漸漸沈滅。」
城市，給我們祝福還是禍患？
人們如潮水般湧進各種地面或地下的交通工具，一起流進辦公室和工廠，按著設定的方法和節拍工作。午膳時間到來，人羣擠進全城的食肆，像機器要充電般進食，到了黃昏，一切情景就好像錄影機的回帶，人潮退回車廂，再退到整齊而密集的家居。這就是我們城市每一天的故事。
城市人擁有共同的起居習慣、語言、思維方式，面對同樣的難處、憂喜和期望，看同樣的報紙、聽同樣的廣播、欣賞同樣的電影，無論是生產、消費、娛樂，都擁有同樣的經歷，這也就是城市人同樣的故事。
城市不但把人聚集起來，它更成了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高度集中的自治體，它如機器般循環不息地運作，不容易因外界的衝激而改變它的法則。當這個法則愈是完備，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就愈是「標準化」，那是因為城市人受著共同文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已達指令式（dictate）的地步；由我們所創造的環境和文化，已自成一個完備的體統，像獨裁者般，控制著我們生活的每一環節，並把我們鑄造成一式一樣的「人種」。
不知你有否覺察，我們都習慣了任何事情也需要有一定的規則，只怕不是如此，就會走出亂子來。所以，城市的運作是以制度來管理人的行為。由於城市把人類集中起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就更容易發生，於是，城市把一切人類的行為規範化，凡超越此限者，就不受社會認可，是以城市缺乏創造的氣氛，也不鼓勵人們有獨特的個性。
在城市裏，即使你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方式，也無可選擇。或許你不願意像機器般朝九晚六的做著那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許你不願意接受那完全堵塞學習興趣的填鴨式教育，但對於大部分城市人來說，拒絕規範，就等於自我流放於城市文化之外，他們將被剝奪謀生的機會，或被視為標奇立異的「離異分子」，並且不受正常社交的歡迎。
七十年代的香港，曾經出現一班批判現代社會意識的年青人，他們成為今天的「優皮」一族，而所謂的優皮士，就是日間坐著行政高位，閒來才追尋切合自己生活情趣的專業人士。畢竟，城市人實在沒有本錢與牢固的制度作不妥協的反叛。
城市的規範有時甚至到達強逼我們做一些不願意做的事情。綠色運動的興趣，使不少香港人關注到生態境的問題，但城市生活的每一環節，都在強逼我們要與地球作對；例如，辦公室的設計註定我們要耗用紙張，在城市裏實行徹底食素也實在困難重重，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海水污染也有我們的分兒，無論是情願或不情願地，城市人都需要交出部分的自主權，以換取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當然，你或許會說，自從人類社化後，失去部分自主權已是必然的後果，不過，這裏我所要強調的，是城市「收買」人類自主權自立權的程度已達到專權的地步了。
當然，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城市的源起與古時人類擺脫封建社會的壓制有關，相比起古代的封建社會，城市人確實是擁有更多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不過，這種制度上的「進步」，卻只是帶導我們走向一個「隱藏式」的專制社會，制度的強化使人類重新陷入形式不同、內容卻沒有兩樣的牢籠裏。
由伯恩斯和拉爾夫（Burns & Ralph）編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第二卷裏，就中世紀城市的社會問題有如下的論述：
「大多數中世紀城市發展得如此迅速，即使有足夠的知識和願望，也幾乎不可能保證城市居民享受有益健康和舒適的生活。居住十分擠擁；在有些情況下，十六個人擠住在三間房裏。居住擠擁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城市必須防禦貴族和盜匪的侵犯。為了防禦的需要，每座城市周圍都築了牢固的城牆。……城牆裏的地皮價格驚人地上漲，由此而產生了一個富有的收地租的階級。由於地價昂貴，房屋的上層凸出在街道上，甚至城牆上的空間也被利用來建造屋舍，或種蔬菜花草，開闢成園子，街道又狹窄又彎曲……由於城市的空間是如此狹小，街道成了孩子們和青年的公共遊戲場地。……」
這一段文字是描述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所遇到的問題，今天讀來，是否感到如老朋友般熟悉？我們對所謂的「寸金尺土」並不陌生，事實上，今天的香港已是「尺金寸土」了。多少的城市勞碌一生，為地產商（新式封建主）奉上金錢？沒有錢的，就連他們用以棲身的木屋，也得因為地產商購入土地而被逼清拆。地產商的足爪已伸展至城市的每一角落，不斷侵蝕那些所餘無幾的消閒空間。
當然，地球本來並不缺乏土地，問題是人類要聚居一處，聚居的好處是方便發展工商貿易，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城市的建立與昔日那日益繁盛的商業活動有關，甚至現代不少第三世界的城市，都是昔日霸權國家強逼通商下淪為的殖民城市，香港就是其中一例。人類為了工商業的發展，已盲目地不顧一切，城市可說是在這種意識帶導下的產物，其內的一切也只是為工商業服務而已。
為了要切合工商發展和人類集居的需要，城市進行大規模的工程，砍伐樹木，削去山嶺、填塞海面，為要增加大量可用的地土。道路網絡的興建、大量汽車的使用，垃圾以幾何級數的增加，造成了噪音、污水、空氣混濁的城市環境，這些都是城市化必需要付出的代價。當然，要付出的代價還不止於此。
人聚居一處，彼此的距離近在咫尺，卻不顯得關係良好。在地車內，我們的距離再沒有比用「親密」來形容更貼切，就是對方的體臭或是秀髮的清香，我們都得以親嘗，不過，距離雖近，但彼此的心靈卻成反比例的遙遠。在平時的社交場合裏，兩人談話，都盡量不會超越一般性的範圍，避免有真正的溝通。若有人不知好歹提出關切的問候，他會被視為不懂社交禮儀的莽漢。
還記者兒時每年回鄉一次，那時我們每當晚飯完畢，就坐在屋外的涼亭下乘涼，哥與姨丈下棋，其餘的人就坐著閒話家常，經過的親友就會親切的問好，或是索性坐下加入閒談的的行例。不過，自從鄉下城市化之後，情況就截然不同，親友們都把自己關在方寸的石屋內，面對著五光十色的彩電，待廣告時間來臨，就怱忙的洗衫或沖涼。每天晚上，我們談不上十句說話，彼此近在咫尺，卻像遠隔天涯。
城市裏，我們有忙得不可開交的工作，有絡繹不絕的應酬，有引人入勝的娛樂節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惟有是減至最少吧！
城市人失去了自我的身分，我是誰？或是誰是我？我們只能以姓名、年齡、職業、教育背景和所屬社團的成員來介紹自己，我們習慣於按照城市的分類法，把一切事物有條有理的按照次序和準則分類，我們穿起了城市所賦予的「制服」，身分隱藏在「制服」之內。
事實上，城市那重穿透力極強的文化已把城市人打碎和重整了，我們不但在外表上相似（衣飾和打扮），甚至是氣質也相近。我們卻是浮淺、功利、虛偽、散漫和易變的「經濟人」。
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曾這樣形容城市人：
「他已無文化，因為已再無土地讓文化開花，也沒有牽掛的事讓他懸念，而在周圍刻板單調中漸漸沈滅。」
城市，給我們祝福還是禍患？
醫學使人生病
害了病，我們都會去看醫生，期望醫生給予最湊效的藥物，使我們早日痊癒，好叫自己能繼續工作、娛樂，是的，疾病實在討厭，它癱瘓我們，將我們捆鎖在牀上。
現代人對醫學的信任是到達視之為神明的地步了，它使我們重獲自由，使我們可以盡情的過活，沒有了醫學，我們怎能如此釋然地吃、喝、玩、樂呢！若今天有人宣告：現代醫學使人生病，你或許以為這人正害著神經病，需要醫生的幫忙。
是的，醫學昌明，過去一些不治之症，在今天都被視為小毛病了。醫學界人士不時拿出數字來；看！人民平均壽命都增加了，嬰兒夭折率減少了；一切現象均說明，醫學使人類健康了。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現代人的身體是否較前人健康？還是醫學只帶給我們一個苟延殘喘的生命？
過去醫學成功地對付因病菌入侵而引發的流行病，如天花、黃熱病、白喉等。是以因惡劣的衛生環境而引致的疾病，至今幾近絕迹。不過，醫學的進步卻沒有使疾病的種類減少，相反地，各種「頑疾」不斷增加，患病的人數也更廣泛。
我們對癌症、糖尿病、腸胃病、肺病、心臟病、肝病、腎病等等都不會陌生，城中每一個人的體內都會至少有一個器官的機能是有毛病的。現代人鮮有心思和時間停下來想一想，為甚麼我們的身體會弄得如此差勁。
現代醫學的發達為甚麼沒有給我們更健康的身體？甚至我們看到醫學的能力似乎逐漸萎縮，愈來愈多的病症已超出它治愈的能力範圍。醫生只能給予藥物，使病情暫時壓下去，病人卻要受到終身痛苦，他們的體內好比放置了隨時會爆發的炸彈，一生就活在肉體的煎熬和心理的威脅下，醫學已無能為力了。醫學那如神明般的面紗早應被扯掉下來，當它真實的面目得以顯露出來的時候，現代醫學竟是疾病衍生的幫兇。
醫學的原意確實是要對付疾病的，但醫學的制度發展至今天，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集團，醫學技術的追求是要滿足顧客的需要，而顧客的需要就是使他們的生活形態得以保持。
現代人的生活形態，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物質的享受。是以大吃大喝後有胃藥，大玩大樂後有安眠藥。這樣來說，錯不在醫學，而在於現代人放蕩的生活方式。誠然，這說法不無道理，罪魁禍首仍然是現代人的生活形態。但今天醫學制度背後的精神卻不斷在加強（reinforce）這種生活形態的活力。
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Dominique Simonnet）在《生態主張》（L’eclogisme）一書內，對現代醫學制度有這樣的評語：
「醫學制度也有反生產性的存在。因此，過度依賴醫藥衍生出特殊疾病，制度化的醫療使得個人的抵抗力降低，以至於難以承受疾病或死亡；對於難以忍受的環境，他的身體也不能適應。所謂健康，不就是身體組織器官去面對周遭環境不同的襲擊嗎？」
在香港，我們都遇過這樣的情況：害了病，往找醫生，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名木訥得像臘像般的醫生，他頭也不擡，眼睛只往下看，手搖動著筆竿：「怎樣了？有甚麼不舒服的？」一種乾澀而機械的聲音從他的喉嚨發出。我們急不及待的抒發身心受到的煎熬，「吃些藥就沒事了！」又是那不帶情感的聲音。「出去拿藥吧！」就這樣，三招了，我們最常從醫生口中聽到的三句話。
「吃些藥就沒事了！」是否真的那麼簡單？現代人如此依賴藥物，與醫生不斷加強這樣的信息是有關的。疾病只是一個身體給我們的「警告信號」，告訴我們生活的某一部分出了問題。我們首要的反應是休息，並檢討我們生活的模式是否有改善的必要。
但醫生告訴我們：「吃些藥就沒事了！」這是一種誤導，不改變生活模式，疾病仍會接踵而來。過去醫學的診治法則是問、聞、望、切，強調的是「問診」，即詳細的詢問病人的背景和病歷，以尋找疾病的根源，才可使病人得到根治。今天，「問診」卻成了三招貨色，為甚麼醫學淪落至此。
現代醫學針對的是疾病，而不是來求診的人。因此，醫學的使命是要消滅病癥，而不是協助人類活得健康一點。事實上，不少藥物已被證實對人體器官的功能有副作用，特別是對負責排泄毒物的肝和腎，副作用就更大了。所以，時常吃藥的人，他們的肝和腎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虧損。現代醫學不斷發明更新更強的藥物，為了對付更厲害的頑疾，而副作用也會更大。沒有人能證實今天的疾病有多少是由藥物副作用所帶來的。不過，藥物不能使人健康幾可斷言。
現代人對醫學的信任是到達視之為神明的地步了，它使我們重獲自由，使我們可以盡情的過活，沒有了醫學，我們怎能如此釋然地吃、喝、玩、樂呢！若今天有人宣告：現代醫學使人生病，你或許以為這人正害著神經病，需要醫生的幫忙。
是的，醫學昌明，過去一些不治之症，在今天都被視為小毛病了。醫學界人士不時拿出數字來；看！人民平均壽命都增加了，嬰兒夭折率減少了；一切現象均說明，醫學使人類健康了。
事實是否真的如此，現代人的身體是否較前人健康？還是醫學只帶給我們一個苟延殘喘的生命？
過去醫學成功地對付因病菌入侵而引發的流行病，如天花、黃熱病、白喉等。是以因惡劣的衛生環境而引致的疾病，至今幾近絕迹。不過，醫學的進步卻沒有使疾病的種類減少，相反地，各種「頑疾」不斷增加，患病的人數也更廣泛。
我們對癌症、糖尿病、腸胃病、肺病、心臟病、肝病、腎病等等都不會陌生，城中每一個人的體內都會至少有一個器官的機能是有毛病的。現代人鮮有心思和時間停下來想一想，為甚麼我們的身體會弄得如此差勁。
現代醫學的發達為甚麼沒有給我們更健康的身體？甚至我們看到醫學的能力似乎逐漸萎縮，愈來愈多的病症已超出它治愈的能力範圍。醫生只能給予藥物，使病情暫時壓下去，病人卻要受到終身痛苦，他們的體內好比放置了隨時會爆發的炸彈，一生就活在肉體的煎熬和心理的威脅下，醫學已無能為力了。醫學那如神明般的面紗早應被扯掉下來，當它真實的面目得以顯露出來的時候，現代醫學竟是疾病衍生的幫兇。
醫學的原意確實是要對付疾病的，但醫學的制度發展至今天，已成為一個龐大的商業集團，醫學技術的追求是要滿足顧客的需要，而顧客的需要就是使他們的生活形態得以保持。
現代人的生活形態，一言以蔽之，就是追求物質的享受。是以大吃大喝後有胃藥，大玩大樂後有安眠藥。這樣來說，錯不在醫學，而在於現代人放蕩的生活方式。誠然，這說法不無道理，罪魁禍首仍然是現代人的生活形態。但今天醫學制度背後的精神卻不斷在加強（reinforce）這種生活形態的活力。
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Dominique Simonnet）在《生態主張》（L’eclogisme）一書內，對現代醫學制度有這樣的評語：
「醫學制度也有反生產性的存在。因此，過度依賴醫藥衍生出特殊疾病，制度化的醫療使得個人的抵抗力降低，以至於難以承受疾病或死亡；對於難以忍受的環境，他的身體也不能適應。所謂健康，不就是身體組織器官去面對周遭環境不同的襲擊嗎？」
在香港，我們都遇過這樣的情況：害了病，往找醫生，坐在我們對面的，是一名木訥得像臘像般的醫生，他頭也不擡，眼睛只往下看，手搖動著筆竿：「怎樣了？有甚麼不舒服的？」一種乾澀而機械的聲音從他的喉嚨發出。我們急不及待的抒發身心受到的煎熬，「吃些藥就沒事了！」又是那不帶情感的聲音。「出去拿藥吧！」就這樣，三招了，我們最常從醫生口中聽到的三句話。
「吃些藥就沒事了！」是否真的那麼簡單？現代人如此依賴藥物，與醫生不斷加強這樣的信息是有關的。疾病只是一個身體給我們的「警告信號」，告訴我們生活的某一部分出了問題。我們首要的反應是休息，並檢討我們生活的模式是否有改善的必要。
但醫生告訴我們：「吃些藥就沒事了！」這是一種誤導，不改變生活模式，疾病仍會接踵而來。過去醫學的診治法則是問、聞、望、切，強調的是「問診」，即詳細的詢問病人的背景和病歷，以尋找疾病的根源，才可使病人得到根治。今天，「問診」卻成了三招貨色，為甚麼醫學淪落至此。
現代醫學針對的是疾病，而不是來求診的人。因此，醫學的使命是要消滅病癥，而不是協助人類活得健康一點。事實上，不少藥物已被證實對人體器官的功能有副作用，特別是對負責排泄毒物的肝和腎，副作用就更大了。所以，時常吃藥的人，他們的肝和腎都會受到一定程度的虧損。現代醫學不斷發明更新更強的藥物，為了對付更厲害的頑疾，而副作用也會更大。沒有人能證實今天的疾病有多少是由藥物副作用所帶來的。不過，藥物不能使人健康幾可斷言。
教育使人變蠢
「義務教育制度企圖抑制知識的好奇和渴望，朝向使人擁有塞滿記憶的頭腦，而不是靈活運用的頭腦。……學生認為教育只是由低年級升上高年級，文憑就是能力的代名詞……學校制度獨佔了知識的認可；知識如果沒有文憑承認，知識就不被公認了。」──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
有甚麼比說：「教育是為了啟發學生的興趣、發掘他們的潛能」更為無聊？若有人仍然如此宣稱，他必然被視為語帶反諷或是一名偽君子。
這也是難怪的，每當與教師朋友談及他們的工作時，所得到的回應，必然是連聲的慨歎，有甚麼工作會比較教育更令人沮喪！
說記得兩年半前，為了一嘗當教師的滋味，請了一個月大假當代課老師，這一個月可說是「大開眼界」。當我們一班老師出外吃飯，坐在酒樓裏正談得起勁時，突然一名目露兇光的青年，身體左搖右擺，腳步懶得差不多貼在地上向我們這邊滑行。他一手按在肥胖的黃Sir的肩頭上：「而家算點先！我話要退學，你地又唔比，我日日逃學，你地又唔趕我出校，你叫我點做人呀？」黃Sir轉過身來，一臉無奈的說：「唔關我事嫁！學校唔趕你，我都無辦法，你咪繼續逃學囉！」
我還記得，那時每天在進入課室之前，我都要深呼吸一下，自我壯膽一番，因為每次上堂，總是要面對著一羣只愛搗亂，和發出無數令人尷尬問題的學生。他們搗蛋，是為了要阻礙老師授課。他們嚷著：「看錄影帶吧！上次那個代課老師也沒有教書。」他們情願坐著甚麼也不做，也要極力勸止我教書的意圖。
是甚麼使他們如此厭惡讀書？學校彷彿只是一所監獄；每天父母上班了，政府也沒有其他辦法安置他們，所以就統統關進學校吧了！
教育與「啟發」原應為同義詞，但自從教育被經濟所徵召後，教育的使命是配合工商業發展的需要，學生不是教育的主體，而成了滿足社會人力資源規劃下的客體。他們像是工廠內一個個等待填塞的牛奶瓶。所有學生被劃為同一類型，被強逼接受同一類型的教育，「啟發」已成為教育界僅存於想像中的迷思。
香港實行的九年強逼性文化教育，可說是現代教育的表表者。課程不但與學生周遭不斷發生的事物完全沒有關係，所採用的教學語言也完全與學生的習慣疏離。一些在文法的教育上表現較差的學生，卻硬生生被劃成劣等學生。政府的九年強逼教育政策，將他們被逼繼續關在難奈的學校去，他們根基打不好，卻又要繼續升班，追不上功課的情況就愈來愈嚴重了，這又怎能不叫他們在課室內搗亂。
不能適應傳統文法教育的學生是註定成為被淘汰的一羣了，在中一和中四派位制度下，他們被派到較差的私校。對於這羣被認定為劣質貨色的學生，就更無力加以引導。
不過，由於學校已壟斷了知識的市場，沒有學校發出的證書，這人是沒有學識的。在這個經濟的導因下，所有人，不論種族、不論男女、不論高矮、不論肥瘦、不論貧富、不論智愚，都要進入學校，接受劃一的教育。或許你的才智在於藝術，或許你的才智在於哲思，或許你的才智在於勞作，無論如何，你都要在社會經濟劃定的需求下接受教育。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那些選擇題吧！若是擁有一個記憶力較好的腦袋，那會對求取高分數有多大的幫助呢！這種框框條條的選擇題式的教育，注重背誦而不是理解，注重因循而不是分析，注重效率而不是研究。
只要有「天書」在手，學子們的信心就大增了。因為「天書」把課程再濃縮為考試導向的專書，削去一些讀了也對考試「沒有用」的枝葉。這些天書取代了「笨重」的教科書，成為學子們日「刨」夜「刨」的「正室」。
除了天書之外，補習社成了學子們的「健身室」。補習社的老師都宣稱是經驗豐富的教師，對公開考試的試題趨勢有深入研究，這些以「Tip」試題和訓練學生走捷徑維生的「教育販子」，甚受學子的歡迎。一心求取功名的學子埋怨學校的老師「無料到」，只因他們不能帶領學生在考試時取得優異成績，稍有教育理想的老師能不蹉歎嗎！
在這種不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制度裏，無可避免的情況是，訓練出來的學生缺乏個性、理解和分析的能力。在這樣的意義下，「教育使人變蠢」實在是最貼切不過的描述。
有甚麼比說：「教育是為了啟發學生的興趣、發掘他們的潛能」更為無聊？若有人仍然如此宣稱，他必然被視為語帶反諷或是一名偽君子。
這也是難怪的，每當與教師朋友談及他們的工作時，所得到的回應，必然是連聲的慨歎，有甚麼工作會比較教育更令人沮喪！
說記得兩年半前，為了一嘗當教師的滋味，請了一個月大假當代課老師，這一個月可說是「大開眼界」。當我們一班老師出外吃飯，坐在酒樓裏正談得起勁時，突然一名目露兇光的青年，身體左搖右擺，腳步懶得差不多貼在地上向我們這邊滑行。他一手按在肥胖的黃Sir的肩頭上：「而家算點先！我話要退學，你地又唔比，我日日逃學，你地又唔趕我出校，你叫我點做人呀？」黃Sir轉過身來，一臉無奈的說：「唔關我事嫁！學校唔趕你，我都無辦法，你咪繼續逃學囉！」
我還記得，那時每天在進入課室之前，我都要深呼吸一下，自我壯膽一番，因為每次上堂，總是要面對著一羣只愛搗亂，和發出無數令人尷尬問題的學生。他們搗蛋，是為了要阻礙老師授課。他們嚷著：「看錄影帶吧！上次那個代課老師也沒有教書。」他們情願坐著甚麼也不做，也要極力勸止我教書的意圖。
是甚麼使他們如此厭惡讀書？學校彷彿只是一所監獄；每天父母上班了，政府也沒有其他辦法安置他們，所以就統統關進學校吧了！
教育與「啟發」原應為同義詞，但自從教育被經濟所徵召後，教育的使命是配合工商業發展的需要，學生不是教育的主體，而成了滿足社會人力資源規劃下的客體。他們像是工廠內一個個等待填塞的牛奶瓶。所有學生被劃為同一類型，被強逼接受同一類型的教育，「啟發」已成為教育界僅存於想像中的迷思。
香港實行的九年強逼性文化教育，可說是現代教育的表表者。課程不但與學生周遭不斷發生的事物完全沒有關係，所採用的教學語言也完全與學生的習慣疏離。一些在文法的教育上表現較差的學生，卻硬生生被劃成劣等學生。政府的九年強逼教育政策，將他們被逼繼續關在難奈的學校去，他們根基打不好，卻又要繼續升班，追不上功課的情況就愈來愈嚴重了，這又怎能不叫他們在課室內搗亂。
不能適應傳統文法教育的學生是註定成為被淘汰的一羣了，在中一和中四派位制度下，他們被派到較差的私校。對於這羣被認定為劣質貨色的學生，就更無力加以引導。
不過，由於學校已壟斷了知識的市場，沒有學校發出的證書，這人是沒有學識的。在這個經濟的導因下，所有人，不論種族、不論男女、不論高矮、不論肥瘦、不論貧富、不論智愚，都要進入學校，接受劃一的教育。或許你的才智在於藝術，或許你的才智在於哲思，或許你的才智在於勞作，無論如何，你都要在社會經濟劃定的需求下接受教育。
我們絕對不會忘記那些選擇題吧！若是擁有一個記憶力較好的腦袋，那會對求取高分數有多大的幫助呢！這種框框條條的選擇題式的教育，注重背誦而不是理解，注重因循而不是分析，注重效率而不是研究。
只要有「天書」在手，學子們的信心就大增了。因為「天書」把課程再濃縮為考試導向的專書，削去一些讀了也對考試「沒有用」的枝葉。這些天書取代了「笨重」的教科書，成為學子們日「刨」夜「刨」的「正室」。
除了天書之外，補習社成了學子們的「健身室」。補習社的老師都宣稱是經驗豐富的教師，對公開考試的試題趨勢有深入研究，這些以「Tip」試題和訓練學生走捷徑維生的「教育販子」，甚受學子的歡迎。一心求取功名的學子埋怨學校的老師「無料到」，只因他們不能帶領學生在考試時取得優異成績，稍有教育理想的老師能不蹉歎嗎！
在這種不以學生為主體的教育制度裏，無可避免的情況是，訓練出來的學生缺乏個性、理解和分析的能力。在這樣的意義下，「教育使人變蠢」實在是最貼切不過的描述。
專業的極權世界
「社會愈是賦予專業人員更多的合法權利時，老百姓的自由便變得愈來愈少。」──法國學者依立克（I. Illich）
我們都深信，專業是必需的。難道要每一個人都兼顧醫療、教育、法律、工程……等事宜嗎？這不但是不切實際的，並且無法產生良好的效果。專業的精神就是要服務羣眾，並且是提供高質素的服務，專業訓練的目的就是確保從業人員的質素，專業團體的成立是為了訂立守則，並監察從業者的工作水平及操守。專業人員實在為我們解決了不少生活的難題，也提升了我們的生活質素。依立克的言論仿似是耳邊嗡嗡作響的蒼蠅一樣，那般令人煩厭。
是甚麼令依立克這樣「攻擊」專業人員？或許當我們對專業世界有多一點認識時，就能夠認同依立克的言論了。
在專業的世界裏，有它獨特的一套意識形態，帶導著從業者如何執行工作，和如何建立與市民的關係。在自由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裏，我們習慣了「自由」、「權利」和「機會」等的觀念。不過，在專業的世界裏，上述都是一些需要防備的意識。專業世界強調的是「責任」、「紀律」和「秩序」。從業者著重效率和計劃，不能忍受創新和嘗試，是以他們憎恨「業餘」，認為業餘是一些不法的鈎檔。專業人員不能容許「另類」的方案，凡是超越他們認可的範圍就是異端邪說。
以醫療為例，西方的傳統醫學已成為世界醫療的主流，其中有其歷史的原因，特別是西方傳統醫學能有效地在十八及十九世紀對抗當時流行的傳染性疾病。西方醫學既然成為主流，就在世界上得到合法的地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疾病的成因也有轉變；由病毒感染轉為以體內細胞的突變和器官失去正常功能為成病的主因。這時，一些另類的醫療方法顯然對新興的文明病更為有效，卻受到西方醫學的排斥，並引用他們在建制內的權力，壓抑另類醫療的發展機會。西方醫學的專業人員相信，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保護專業世界內的「紀律」和「秩序」，而專業世界以外的人絕對沒有「自由」，也不應有「機會」干預專業世界的事情，因為除了屬於專業世界的人，其他人等一概沒有這個「權利」。
專業的世界裏還有另一個更強烈的意識；就是羣眾是愚昧的。專業既是一門高深的學問。羣眾是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們拒絕任何羣眾的成員嘗試視察他們的世界，也不歡迎羣眾提供愚昧的意見。在這樣的意識帶導下，專業人員與羣眾竟成了互相對立，專業人員要盡量防避羣眾進入他們的世界，於是製造了一大堆專業的術語，將一些原本可以用平淺的話語解釋的事情，以艱深難明的專業術語表達。於是，羣眾與專業人員之間再無法溝通。
專業人士要求羣眾對他們完全的信任。事實上，基於羣眾已再無法與專業人員溝通，信任也是唯一建立關係的辦法。羣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並非基於理性，因為他們對專業世界全無認識，這個信任已是近宗教上的性質，他們憑信心接受專業人員必會按照羣眾的利益執行職務。專業界亦製造種種「迷思」（myth），增強自身的可信性，如傳媒是中立和客觀的，法律是平等和公正的、醫療為人類帶來健康。
由於羣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是基於含有宗教情操的信心，所以若遇上專業裏的壞分子，就很容易受騙。由於受騙的情況過於微妙，事後也很難追究。以律師為例，委托人把事情交由律師處理，律師卻可以增加不必要的辦事程序，使委托人多付金錢。但在執業的名稱下，其他人是無權過問的，而即使有人膽敢過問，由於專業的語言已經與羣眾疏離，專業人員的解釋徒然增加受害者的挫折感。另外，由於專業世界是如此自閉和專權，專業人士對失職的解釋，甚至可以美其名為「追求專業精神」的結束。
羣眾若遇上專業裏的壞分子，或是因專業人員水平不足，造成損失，在尋索賠償的過程，一般都十分困難。在香港，病人若因為醫療失誤而受損害，他們只能自歎遇人不淑。原因是香港的醫院缺乏監察組織，即使有，也是由醫生主要負責，作為證據的醫療報告也是由主診醫生一手包辦。接受市民投訴並負責執行紀律的醫務委員會裏，醫生佔了大部分的席位，醫生既然在整個醫療架構佔了主導的位置，要懲罰一些醫生有違專業操守，實在是難比登天。
事實上，造成上述的現象，是因為醫生在他們控有權力的建制架構內，反對非醫療界別的外人「干預」他們的內政，更不用說要成立有民眾參與的監察委員會了。
美國政治哲學家布楠（James Burnham）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專業人的世界》（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一書內，預言專業人材將取得社會的支配權，並透過他們在政府的影響力，爭取特權。布楠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式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均臣服於「專業人材階級」的麾旗下。布楠的預言不能說是完全實現了，但專業人材如何利用他們在社會擁有的資源和地位，爭取有利於本身的制度，然後再掠取更多的資源，這點卻是實現了。
在祟高專業化的今天，「專業人員」已成為榮耀的稱銜，它等於「良好教育」、「理智」、「可靠」和「高質素」。不過，在強調功利的社會裏，專業人士那種迹近極權的意識，將社會劃分為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而在小圈子內，人們可盡情尋索私利。
我們都深信，專業是必需的。難道要每一個人都兼顧醫療、教育、法律、工程……等事宜嗎？這不但是不切實際的，並且無法產生良好的效果。專業的精神就是要服務羣眾，並且是提供高質素的服務，專業訓練的目的就是確保從業人員的質素，專業團體的成立是為了訂立守則，並監察從業者的工作水平及操守。專業人員實在為我們解決了不少生活的難題，也提升了我們的生活質素。依立克的言論仿似是耳邊嗡嗡作響的蒼蠅一樣，那般令人煩厭。
是甚麼令依立克這樣「攻擊」專業人員？或許當我們對專業世界有多一點認識時，就能夠認同依立克的言論了。
在專業的世界裏，有它獨特的一套意識形態，帶導著從業者如何執行工作，和如何建立與市民的關係。在自由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裏，我們習慣了「自由」、「權利」和「機會」等的觀念。不過，在專業的世界裏，上述都是一些需要防備的意識。專業世界強調的是「責任」、「紀律」和「秩序」。從業者著重效率和計劃，不能忍受創新和嘗試，是以他們憎恨「業餘」，認為業餘是一些不法的鈎檔。專業人員不能容許「另類」的方案，凡是超越他們認可的範圍就是異端邪說。
以醫療為例，西方的傳統醫學已成為世界醫療的主流，其中有其歷史的原因，特別是西方傳統醫學能有效地在十八及十九世紀對抗當時流行的傳染性疾病。西方醫學既然成為主流，就在世界上得到合法的地位。
隨著時代的變遷，疾病的成因也有轉變；由病毒感染轉為以體內細胞的突變和器官失去正常功能為成病的主因。這時，一些另類的醫療方法顯然對新興的文明病更為有效，卻受到西方醫學的排斥，並引用他們在建制內的權力，壓抑另類醫療的發展機會。西方醫學的專業人員相信，他們這樣做是正確的。因為這是他們的「責任」，保護專業世界內的「紀律」和「秩序」，而專業世界以外的人絕對沒有「自由」，也不應有「機會」干預專業世界的事情，因為除了屬於專業世界的人，其他人等一概沒有這個「權利」。
專業的世界裏還有另一個更強烈的意識；就是羣眾是愚昧的。專業既是一門高深的學問。羣眾是無法理解的，所以他們拒絕任何羣眾的成員嘗試視察他們的世界，也不歡迎羣眾提供愚昧的意見。在這樣的意識帶導下，專業人員與羣眾竟成了互相對立，專業人員要盡量防避羣眾進入他們的世界，於是製造了一大堆專業的術語，將一些原本可以用平淺的話語解釋的事情，以艱深難明的專業術語表達。於是，羣眾與專業人員之間再無法溝通。
專業人士要求羣眾對他們完全的信任。事實上，基於羣眾已再無法與專業人員溝通，信任也是唯一建立關係的辦法。羣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並非基於理性，因為他們對專業世界全無認識，這個信任已是近宗教上的性質，他們憑信心接受專業人員必會按照羣眾的利益執行職務。專業界亦製造種種「迷思」（myth），增強自身的可信性，如傳媒是中立和客觀的，法律是平等和公正的、醫療為人類帶來健康。
由於羣眾對專業人員的信任是基於含有宗教情操的信心，所以若遇上專業裏的壞分子，就很容易受騙。由於受騙的情況過於微妙，事後也很難追究。以律師為例，委托人把事情交由律師處理，律師卻可以增加不必要的辦事程序，使委托人多付金錢。但在執業的名稱下，其他人是無權過問的，而即使有人膽敢過問，由於專業的語言已經與羣眾疏離，專業人員的解釋徒然增加受害者的挫折感。另外，由於專業世界是如此自閉和專權，專業人士對失職的解釋，甚至可以美其名為「追求專業精神」的結束。
羣眾若遇上專業裏的壞分子，或是因專業人員水平不足，造成損失，在尋索賠償的過程，一般都十分困難。在香港，病人若因為醫療失誤而受損害，他們只能自歎遇人不淑。原因是香港的醫院缺乏監察組織，即使有，也是由醫生主要負責，作為證據的醫療報告也是由主診醫生一手包辦。接受市民投訴並負責執行紀律的醫務委員會裏，醫生佔了大部分的席位，醫生既然在整個醫療架構佔了主導的位置，要懲罰一些醫生有違專業操守，實在是難比登天。
事實上，造成上述的現象，是因為醫生在他們控有權力的建制架構內，反對非醫療界別的外人「干預」他們的內政，更不用說要成立有民眾參與的監察委員會了。
美國政治哲學家布楠（James Burnham）於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專業人的世界》（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一書內，預言專業人材將取得社會的支配權，並透過他們在政府的影響力，爭取特權。布楠認為無論是資本主義式是社會主義，實際上均臣服於「專業人材階級」的麾旗下。布楠的預言不能說是完全實現了，但專業人材如何利用他們在社會擁有的資源和地位，爭取有利於本身的制度，然後再掠取更多的資源，這點卻是實現了。
在祟高專業化的今天，「專業人員」已成為榮耀的稱銜，它等於「良好教育」、「理智」、「可靠」和「高質素」。不過，在強調功利的社會裏，專業人士那種迹近極權的意識，將社會劃分為一個個封閉的小圈子，而在小圈子內，人們可盡情尋索私利。
人為下的失業
失業──對很多老香港來說並不陌生。粵語長片裏的吳楚帆和新馬仔就時常飾演一些潦倒的失業漢。
今天，勞工短缺竟成為香港經濟頭痛的問題，部分老闆還要像哄小孩般挽留員工。失業──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已接近被遺忘的概念。
不過，失業仍然是西方社會的頭號難題。在澳洲留學期間，我的同學已為到畢業後的出路而惆悵。五年後的今天，仍然有同學未能找到一份固定的正職。為甚麼人類社會出現失業的現象。香港的經濟已不復當年樂觀，世界經濟的衰退再加上九七的陰影下；失業，會否再成為我們共同的經歷？
在約翰．肯尼斯．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的《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書裏，記載著一則二十世紀初期發生在德國萊茵區的事迹：
「萊茵區的居民自古以來，就習慣到森林裏撿拾枯枝當柴燒。木柴就像空氣和大部分的水源，向來是任何人都可取用的資源，可是當萊茵區的人口增多，而且漸漸繁榮起來，木柴就變得值錢了，撿柴的人開始不受歡迎，樹木變成私人產業。據說當時普魯士全境各地方法院百分之八九十的訴訟案都和盜取枯枝有關。」
自從我們的經濟制度走向私有產權和市場導向，所有本屬大自然並豐富地賜與任何人使用的資源，都被賦與一個市場的價值，並為少數的企業家所「擁有」。聽起來這是「共產主義」的調子。但在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裏，人們的謀生資源不也是歸於少數的國家領導人手裏，人們若得不到國家的分配，仍然無法自由地使用大自然的資源。
基督教的聖經記載：神創造大地後，將大地的管理權交給人類，並宣告：「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的吃！」這是耶和華神給予人類普遍的「恩典」，沒有人可以把這恩典獨佔。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共同點，就是把大自然的資源集中控制在少數人的手裏；前者是企業家，後者是國家領導人。
根據西方傳媒的統計數字，在這些標榜私有產權和市場導向的西方國家裏，資產擁有權有愈來愈濃縮的趨勢；換言之，愈來愈少人控制愈來愈多的資產。這也實在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靠賴不斷擴展的生存機制，若不是搜刮更多未被開發的資源，就是「收購」一些已經建立的企業。
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社會裏任何成員也有同等的機會攫取更多的資產。從理論的層面，這是成立的，但西方國家愈來愈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資產擁有權的集中，都不斷向現代社會那「唯利是圖」的經濟制度提出控訴。
在西方的勞工市場裏，工人的謀生技能若一旦與社會的需求脫節，他就無可避免地受到無情的淘汰。留學澳洲期間，悉值澳洲的報館印刷電腦化，大批的油印和排版工人的多年技術頓然失去市場價值。工會為他們出頭與老闆談判，既然報館不再需要他們，就連談判力量也被完全褫奪了，他們失業了！同類的故事不斷發生，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惟有尋求社會的救濟，或是重新學習一門新的技能，現代人就在這種恐怕受到「淘汰」的心理威脅下，不斷把生命投資在吸收工作市場上的新知。
失業是現代經濟制度下的產物。在古文明社會裏，工作就是使用身邊的資源來糊口和創作。古代人蓋屋、種植、燒瓷，都是自由的勞動，失業這概念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今天你是否有工作可做，就要由市場來決定了。
失業的可怕之處不但是被褫奪謀生的工具，它所帶來的社會含意更叫人難以忍受。失業者不僅感覺被逐出生產領域，同時也是被逐出整個社會；失業者就是「失敗的」、「受淘汰的」、「沒有技能的」、「不事生產的」……
在自由市場的理論下，這些人甚至是不應獲得太大的協助的。若說政府有職責使這些人重獲工作技能，那是社會主義的說法。絕對的自由市場主義下，政府愈少介入愈好。這就是香港政府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保障要減至最少。自由市場的支持者認為，要讓有錢人心安理得地去擁有更多財富，並享受財富所得來的樂趣；因為他們所作的只是發揮適者生存的本能吧了。幫助失業者，只會妨礙了社會的進步。於是，人合法地（legitimate）丟棄同情和憐憫的心，安心享用他們從開始就不合理的機制所掠奪的資源。
失業實在也是必須的，在經濟不景時，失業造成了一個勞工市場過剩的氣氛，不想失去工作的工人，就要忍受下降的薪酬，富有的商人也就靈活地使用這個機制，使本身的財富不用受到太大的削減。失業在自由市場的運作下，成了具有積極意義的工具。
今天，勞工短缺竟成為香港經濟頭痛的問題，部分老闆還要像哄小孩般挽留員工。失業──對大部分香港人來說，已接近被遺忘的概念。
不過，失業仍然是西方社會的頭號難題。在澳洲留學期間，我的同學已為到畢業後的出路而惆悵。五年後的今天，仍然有同學未能找到一份固定的正職。為甚麼人類社會出現失業的現象。香港的經濟已不復當年樂觀，世界經濟的衰退再加上九七的陰影下；失業，會否再成為我們共同的經歷？
在約翰．肯尼斯．蓋伯瑞斯（John. K. Galbraith）的《不確定的年代》（The Age Of Uncertainty）一書裏，記載著一則二十世紀初期發生在德國萊茵區的事迹：
「萊茵區的居民自古以來，就習慣到森林裏撿拾枯枝當柴燒。木柴就像空氣和大部分的水源，向來是任何人都可取用的資源，可是當萊茵區的人口增多，而且漸漸繁榮起來，木柴就變得值錢了，撿柴的人開始不受歡迎，樹木變成私人產業。據說當時普魯士全境各地方法院百分之八九十的訴訟案都和盜取枯枝有關。」
自從我們的經濟制度走向私有產權和市場導向，所有本屬大自然並豐富地賜與任何人使用的資源，都被賦與一個市場的價值，並為少數的企業家所「擁有」。聽起來這是「共產主義」的調子。但在所謂的「共產」主義國家裏，人們的謀生資源不也是歸於少數的國家領導人手裏，人們若得不到國家的分配，仍然無法自由地使用大自然的資源。
基督教的聖經記載：神創造大地後，將大地的管理權交給人類，並宣告：「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的吃！」這是耶和華神給予人類普遍的「恩典」，沒有人可以把這恩典獨佔。
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國家的共同點，就是把大自然的資源集中控制在少數人的手裏；前者是企業家，後者是國家領導人。
根據西方傳媒的統計數字，在這些標榜私有產權和市場導向的西方國家裏，資產擁有權有愈來愈濃縮的趨勢；換言之，愈來愈少人控制愈來愈多的資產。這也實在是必然的發展趨勢，資本主義靠賴不斷擴展的生存機制，若不是搜刮更多未被開發的資源，就是「收購」一些已經建立的企業。
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學者認為這是一個公平競爭的遊戲規則，社會裏任何成員也有同等的機會攫取更多的資產。從理論的層面，這是成立的，但西方國家愈來愈嚴重的失業問題和資產擁有權的集中，都不斷向現代社會那「唯利是圖」的經濟制度提出控訴。
在西方的勞工市場裏，工人的謀生技能若一旦與社會的需求脫節，他就無可避免地受到無情的淘汰。留學澳洲期間，悉值澳洲的報館印刷電腦化，大批的油印和排版工人的多年技術頓然失去市場價值。工會為他們出頭與老闆談判，既然報館不再需要他們，就連談判力量也被完全褫奪了，他們失業了！同類的故事不斷發生，工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惟有尋求社會的救濟，或是重新學習一門新的技能，現代人就在這種恐怕受到「淘汰」的心理威脅下，不斷把生命投資在吸收工作市場上的新知。
失業是現代經濟制度下的產物。在古文明社會裏，工作就是使用身邊的資源來糊口和創作。古代人蓋屋、種植、燒瓷，都是自由的勞動，失業這概念根本不可能存在。但今天你是否有工作可做，就要由市場來決定了。
失業的可怕之處不但是被褫奪謀生的工具，它所帶來的社會含意更叫人難以忍受。失業者不僅感覺被逐出生產領域，同時也是被逐出整個社會；失業者就是「失敗的」、「受淘汰的」、「沒有技能的」、「不事生產的」……
在自由市場的理論下，這些人甚至是不應獲得太大的協助的。若說政府有職責使這些人重獲工作技能，那是社會主義的說法。絕對的自由市場主義下，政府愈少介入愈好。這就是香港政府的所謂「積極不干預政策」，社會保障要減至最少。自由市場的支持者認為，要讓有錢人心安理得地去擁有更多財富，並享受財富所得來的樂趣；因為他們所作的只是發揮適者生存的本能吧了。幫助失業者，只會妨礙了社會的進步。於是，人合法地（legitimate）丟棄同情和憐憫的心，安心享用他們從開始就不合理的機制所掠奪的資源。
失業實在也是必須的，在經濟不景時，失業造成了一個勞工市場過剩的氣氛，不想失去工作的工人，就要忍受下降的薪酬，富有的商人也就靈活地使用這個機制，使本身的財富不用受到太大的削減。失業在自由市場的運作下，成了具有積極意義的工具。
怠工情緒
老闆抱怨：現在找工人是愈來愈困難了。言下之意，並非泛指工人不足，而是慨歎現今時勢，要請到一名「肯工作」的雇員實在難比登天！
難比登天？聽來或許有點誇張。不過，若說那些願意盡心力工作的人，好比瀕臨絕種的動物，有「買少見少」的趨勢，相信這說法離事實不太遠。
這個情況在數年前還是不可思議的。過去，我們常見的「人種」，只有視工作為生命唯一意義，終日埋首工作至天昏地暗的「工作狂」，或是只管向上不斷攀升的「事業狂」，他們何止盡心竭力工作，甚至已到達病態的程度。
不過，所謂今非昔比，今天的工人有很強烈的「怠工」情緒，他們把工作拖慢來做；整天設計如何避過工作、掛在口唇邊的是「吞泡」、開工時討論放工後的活動，在老闆面前嬉戲調笑，有的甚至為了能較長時間出外旅行，不惜辭去原有工作。
當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富裕，使工人有「唔憂嫁」的優勢。另外，新一代在富裕的環境下長大，性格自然不及上一代那樣刻苦。但問題的核心卻是，為甚麼現代人對工作是如此厭煩，這就要檢視一下現代社會的工作特質了。
據說，人類的社會狀態曾經出現三次的轉型，第一次名為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第三次就是後工業時代了。
在農業革命的前後，人類的工作形態比較簡單，都是以種植為主，剩餘的農作物則用來交換其他物資，生活的需用品主要是靠自己製作。這時期的人工作比較刻苦，但工作既是為了生產，同時也是為了自己享用，可以說生產與消費是二而一的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那時候，人類的工作是直接地以「鑄造」外在的世界來改善自身的生活，而在「鑄造」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自身的力量，也學會善用這力量，隨著創作力的發揮，技術不斷有所增進。以古時的手工藝為例，那些美麗的陶瓷和石器，反映工作者不但能在工作中得到喜悅。在鑄造的過程中，更不斷發現自己和大自然的存在形態，更重要的，他不斷以建造者的身分，肯定自己主體的角色。
工業社會的來臨，把工作的性質完全「扭曲」，大量工廠的成立，工人不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工廠生產，工廠給予他薪金，工人則以薪金在市場上換取需用品。所以生產和消費分開了，工人生產汽車並不是自己使用，而是賺取金錢以供應他們的消費。工作不再是他的生活，或說，工作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成了一種「手段」，一種「賺取」生活所需的手段。
在工業社會之下，工作的另一特色是分工精細，工人的工作往往只是整項工程的一小部分，這正是電影大師差利卓別靈在他的《摩登時代》裏所諷刺的情況。以福特汽車公司出品的「T型」汽車為例，整個工序就分成七千八百八十二條生產線，工作效率增加了，同時工人因無法知曉整個工序的全局，他與工作就產生了一種「疏離感」，工人失去了工作的主體地位，他只是一條生產線、一部機器、一顆螺絲。
每天重複的工作使他的技術「精鍊」了，卻缺乏創造力的發揮。工作成了獲得薪金的一些不自然、不愉快、無意義、愚蠢的行為，工作本身既無尊嚴，亦無重要性。工人對自己的看法亦由以前的建造者轉為一個售賣勞力的推銷員。勞資關係亦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雇主要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力，這基本上與市場其他的產品沒有兩樣。雇主自然要盡量利用他所購入的勞動力，而工人亦盡量提高自身的價格。
是以，在工業社會之下，工人與工作、與自己、與雇主，都是處於一種「疏離」的狀態，若然能在這疏離的狀態下，仍然能有甚麼愉悅的話，這就只能是工人本身的心靈修養了。
今天，據一些社會學者說，我們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名為「後工業時代」，大部分枯燥的重複性工作已交由機器代勞，人的工作亦由勞力逐漸轉為「智力」，工人負責的是「度橋」、「設計」和「策劃」。後工業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人們從工作得到的回報是豐厚的。過去，人們為了掙扎求存而工作，今天大可不必。
不過，後工業社會的工作本質，大體上與工業社會是相同的，生產和消費仍然是分割的，工作仍然只是「賺取」生活所需的手段，工人仍然是一個售賣勞力的推銷員，他們仍然不是工作的主體，勞資關係仍然是一種經濟利益的交易。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仍然是一種缺乏真正的創造力、自我發揮、自我實現和參與大自然鑄造的行為。這就難怪為甚麼今天的工人不大願意工作了。
難比登天？聽來或許有點誇張。不過，若說那些願意盡心力工作的人，好比瀕臨絕種的動物，有「買少見少」的趨勢，相信這說法離事實不太遠。
這個情況在數年前還是不可思議的。過去，我們常見的「人種」，只有視工作為生命唯一意義，終日埋首工作至天昏地暗的「工作狂」，或是只管向上不斷攀升的「事業狂」，他們何止盡心竭力工作，甚至已到達病態的程度。
不過，所謂今非昔比，今天的工人有很強烈的「怠工」情緒，他們把工作拖慢來做；整天設計如何避過工作、掛在口唇邊的是「吞泡」、開工時討論放工後的活動，在老闆面前嬉戲調笑，有的甚至為了能較長時間出外旅行，不惜辭去原有工作。
當然，經濟的繁榮、社會的富裕，使工人有「唔憂嫁」的優勢。另外，新一代在富裕的環境下長大，性格自然不及上一代那樣刻苦。但問題的核心卻是，為甚麼現代人對工作是如此厭煩，這就要檢視一下現代社會的工作特質了。
據說，人類的社會狀態曾經出現三次的轉型，第一次名為農業革命，第二次是工業革命，而第三次就是後工業時代了。
在農業革命的前後，人類的工作形態比較簡單，都是以種植為主，剩餘的農作物則用來交換其他物資，生活的需用品主要是靠自己製作。這時期的人工作比較刻苦，但工作既是為了生產，同時也是為了自己享用，可以說生產與消費是二而一的整體。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二者是不可分割的。那時候，人類的工作是直接地以「鑄造」外在的世界來改善自身的生活，而在「鑄造」的過程中，他發現了自身的力量，也學會善用這力量，隨著創作力的發揮，技術不斷有所增進。以古時的手工藝為例，那些美麗的陶瓷和石器，反映工作者不但能在工作中得到喜悅。在鑄造的過程中，更不斷發現自己和大自然的存在形態，更重要的，他不斷以建造者的身分，肯定自己主體的角色。
工業社會的來臨，把工作的性質完全「扭曲」，大量工廠的成立，工人不再是為自己生產，而是為工廠生產，工廠給予他薪金，工人則以薪金在市場上換取需用品。所以生產和消費分開了，工人生產汽車並不是自己使用，而是賺取金錢以供應他們的消費。工作不再是他的生活，或說，工作只是他生活的一部分。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成了一種「手段」，一種「賺取」生活所需的手段。
在工業社會之下，工作的另一特色是分工精細，工人的工作往往只是整項工程的一小部分，這正是電影大師差利卓別靈在他的《摩登時代》裏所諷刺的情況。以福特汽車公司出品的「T型」汽車為例，整個工序就分成七千八百八十二條生產線，工作效率增加了，同時工人因無法知曉整個工序的全局，他與工作就產生了一種「疏離感」，工人失去了工作的主體地位，他只是一條生產線、一部機器、一顆螺絲。
每天重複的工作使他的技術「精鍊」了，卻缺乏創造力的發揮。工作成了獲得薪金的一些不自然、不愉快、無意義、愚蠢的行為，工作本身既無尊嚴，亦無重要性。工人對自己的看法亦由以前的建造者轉為一個售賣勞力的推銷員。勞資關係亦在這個時候出現了。雇主要購買的是工人的勞力，這基本上與市場其他的產品沒有兩樣。雇主自然要盡量利用他所購入的勞動力，而工人亦盡量提高自身的價格。
是以，在工業社會之下，工人與工作、與自己、與雇主，都是處於一種「疏離」的狀態，若然能在這疏離的狀態下，仍然能有甚麼愉悅的話，這就只能是工人本身的心靈修養了。
今天，據一些社會學者說，我們的社會已進入一個名為「後工業時代」，大部分枯燥的重複性工作已交由機器代勞，人的工作亦由勞力逐漸轉為「智力」，工人負責的是「度橋」、「設計」和「策劃」。後工業社會基本上是一個富裕的社會，人們從工作得到的回報是豐厚的。過去，人們為了掙扎求存而工作，今天大可不必。
不過，後工業社會的工作本質，大體上與工業社會是相同的，生產和消費仍然是分割的，工作仍然只是「賺取」生活所需的手段，工人仍然是一個售賣勞力的推銷員，他們仍然不是工作的主體，勞資關係仍然是一種經濟利益的交易。在這樣的情況下，工作仍然是一種缺乏真正的創造力、自我發揮、自我實現和參與大自然鑄造的行為。這就難怪為甚麼今天的工人不大願意工作了。
不斷擁有的文明
個禍是從吃雪糕惹回來的。話說八月的某一天，天氣酷熱，阿人到雪糕屋買來甜筒消暑。正在吃得美味之際，一張硬卡紙阻著阿人如狼似虎的「進攻」，阿人滿心狐疑，把硬卡紙從筒裏抽出來，一看之下，阿人樂得發狂了，他得獎了！是雪糕公司尋寶遊戲的大獎，名貴房車一部。
自從有了房車之後，阿人每天籌算，他可以為這部房車添置些甚麼東西。終於，他買了一套可以與它相配的地氈和椅套，還有各樣時尚的裝飾。房車是有了，阿人覺得他的裝扮也要提升一下，於是添置了幾套名貴西裝。看看手上的生銹鐵表，也實在太不成體統了，於是購入一隻勞力士金表。既然掛上西裝和金表，也就不好意思到「大排檔」吃叉雞飯吧，還是轉到高級餐廳較為恰當。這個時候，阿人覺得他已經屬於上層階級了，實在不應住在公共屋邨裏，於是阿人租了一間高級住宅。為了支持他上述的生活形態，阿人不但用光他二十多年的積蓄，還要向銀行舉債，並每天十六小時從事多份工作，直至一天，阿人破產了，身體也再撐不下去，終於撒手塵寰。
或許你認為上述故事有點荒謬，事實上，我在寫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但人類文明不就是落入如此荒謬的光景！
人類每當有新的發明，就必然地帶來更多配套的產品，因而出現了現代生活裏不少的「必需品」，不過，古時人類即使沒有它們並不見得活不成。誠然，這些發明實在為人類生活帶來不少方便，以致人類對它們的依賴已到達與生命尤關的地步，這裏絕不是故意誇張，最明顯的例子莫如冷氣機了，若失去了它們，地球上或許會多了一半人失去生存樂趣。為了維持這些現代文明的必需品，我們搜刮所有可用的資源來支持這個系統。這種盲目地提升人類生活水平的追求，已使我們的地球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就像一頭不停進食的巨獸，牠的身軀隨著每天吃進去的食物而增長。事實上，牠並不分辨吃進去的是甚麼，一些有毒的物質在不斷侵害牠的身體。這種沒有智慧的進食使巨獸的腸胃再負荷不來了，再加上積聚的毒素，最後，巨獸的肚皮被吃破了。
生態學者迪皮（J. P. Dupay）和羅伯特（J. Robert）曾用以下的比喻來說明人類文明應有的發展速度：
「在皮膚上移動要少於每小時五公里才算是撫摸。每小時超過十公里以上，算是摩擦，每小時四十公里以上，就是刮耳光了。沒有一個人刻意限制撫摸的速度，但每一個人都曉得甚麼時候是撫摸，甚麼時候是摩擦或刮耳光。」
生態學者提出了一個「反生產性」的理論，意謂當一件工具被發明之後，其生產的效果與本來所想達至的效果剛好相反時，那麼這件工具就變為反生產性的工具。
以汽車為例，這是城市人夢寐以求的代步工具，汽車的發明是為了節省時間，但城市人使用汽車已違反了這個意義，城市人必須增加工作時間來賺錢買車，加上維修費、保險費、塞車時間，再加上尋找停泊車輛的地方。因此，若把所有因素計算起來，城市人使用汽車代步比使用腳踏車還要慢。當然，對於城市人來說，汽車的意義並不止於節省時間，還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不過，即使有人願意使用腳踏車，現實的環境使之不容易實行，原因是汽車已取得馬路的獨佔權，因而禁止了徙步（因廢氣滿布）和使用腳踏車的自由。
因此，生態學者認為，社會真正的進步必須是尋求一個最佳的發展速度和狀態，對於一些到達反生產的工具，我們該棄而不用。
這個理論聽起來有點抽象，但若把理論應用於現實的生活裏，或許就較容易理解。在我的朋友當中，不少已成家立室了，每次見面，他們都慨歎持家不容易，最常困擾他們的，就是家庭的財政預算的問題，既要供樓、又要供車、還要「供養」不少分期付款的家庭用具。自出來工作後，財政竟比以前更為緊張，原因是俗語的「一闊三大」，有了收入後，就不斷察看自己有甚麼「需要」，先來一套先進的音響系統，再來一套攝影器材，後來錄像機盛行起來，攝影機落後了，索性買一部錄像機……，「需要」的名單裏，不斷有新的成員加入，他們就勞碌地為「供養」這些必需品而賺錢，卻慨歎已經很久沒有運動了，旅行就更不消提。身心已疲憊不堪。無可置疑，他們的生活水平似乎是提升了，但生活質素卻不斷下降。還來不及思想人生意義的問題，生命不覺已過了數十寒暑。
回說文章開首的故事，阿人若能心念一轉，了解到現階段的他並不需要房車，把房車賣掉，換來一筆可觀的金錢，而又能把金錢善於運用。那麼，故事將會有美滿的結局。
自從有了房車之後，阿人每天籌算，他可以為這部房車添置些甚麼東西。終於，他買了一套可以與它相配的地氈和椅套，還有各樣時尚的裝飾。房車是有了，阿人覺得他的裝扮也要提升一下，於是添置了幾套名貴西裝。看看手上的生銹鐵表，也實在太不成體統了，於是購入一隻勞力士金表。既然掛上西裝和金表，也就不好意思到「大排檔」吃叉雞飯吧，還是轉到高級餐廳較為恰當。這個時候，阿人覺得他已經屬於上層階級了，實在不應住在公共屋邨裏，於是阿人租了一間高級住宅。為了支持他上述的生活形態，阿人不但用光他二十多年的積蓄，還要向銀行舉債，並每天十六小時從事多份工作，直至一天，阿人破產了，身體也再撐不下去，終於撒手塵寰。
或許你認為上述故事有點荒謬，事實上，我在寫的時候也有同樣的感覺。但人類文明不就是落入如此荒謬的光景！
人類每當有新的發明，就必然地帶來更多配套的產品，因而出現了現代生活裏不少的「必需品」，不過，古時人類即使沒有它們並不見得活不成。誠然，這些發明實在為人類生活帶來不少方便，以致人類對它們的依賴已到達與生命尤關的地步，這裏絕不是故意誇張，最明顯的例子莫如冷氣機了，若失去了它們，地球上或許會多了一半人失去生存樂趣。為了維持這些現代文明的必需品，我們搜刮所有可用的資源來支持這個系統。這種盲目地提升人類生活水平的追求，已使我們的地球出現了嚴重的生態危機。我們就像一頭不停進食的巨獸，牠的身軀隨著每天吃進去的食物而增長。事實上，牠並不分辨吃進去的是甚麼，一些有毒的物質在不斷侵害牠的身體。這種沒有智慧的進食使巨獸的腸胃再負荷不來了，再加上積聚的毒素，最後，巨獸的肚皮被吃破了。
生態學者迪皮（J. P. Dupay）和羅伯特（J. Robert）曾用以下的比喻來說明人類文明應有的發展速度：
「在皮膚上移動要少於每小時五公里才算是撫摸。每小時超過十公里以上，算是摩擦，每小時四十公里以上，就是刮耳光了。沒有一個人刻意限制撫摸的速度，但每一個人都曉得甚麼時候是撫摸，甚麼時候是摩擦或刮耳光。」
生態學者提出了一個「反生產性」的理論，意謂當一件工具被發明之後，其生產的效果與本來所想達至的效果剛好相反時，那麼這件工具就變為反生產性的工具。
以汽車為例，這是城市人夢寐以求的代步工具，汽車的發明是為了節省時間，但城市人使用汽車已違反了這個意義，城市人必須增加工作時間來賺錢買車，加上維修費、保險費、塞車時間，再加上尋找停泊車輛的地方。因此，若把所有因素計算起來，城市人使用汽車代步比使用腳踏車還要慢。當然，對於城市人來說，汽車的意義並不止於節省時間，還是身分和地位的象徵。不過，即使有人願意使用腳踏車，現實的環境使之不容易實行，原因是汽車已取得馬路的獨佔權，因而禁止了徙步（因廢氣滿布）和使用腳踏車的自由。
因此，生態學者認為，社會真正的進步必須是尋求一個最佳的發展速度和狀態，對於一些到達反生產的工具，我們該棄而不用。
這個理論聽起來有點抽象，但若把理論應用於現實的生活裏，或許就較容易理解。在我的朋友當中，不少已成家立室了，每次見面，他們都慨歎持家不容易，最常困擾他們的，就是家庭的財政預算的問題，既要供樓、又要供車、還要「供養」不少分期付款的家庭用具。自出來工作後，財政竟比以前更為緊張，原因是俗語的「一闊三大」，有了收入後，就不斷察看自己有甚麼「需要」，先來一套先進的音響系統，再來一套攝影器材，後來錄像機盛行起來，攝影機落後了，索性買一部錄像機……，「需要」的名單裏，不斷有新的成員加入，他們就勞碌地為「供養」這些必需品而賺錢，卻慨歎已經很久沒有運動了，旅行就更不消提。身心已疲憊不堪。無可置疑，他們的生活水平似乎是提升了，但生活質素卻不斷下降。還來不及思想人生意義的問題，生命不覺已過了數十寒暑。
回說文章開首的故事，阿人若能心念一轉，了解到現階段的他並不需要房車，把房車賣掉，換來一筆可觀的金錢，而又能把金錢善於運用。那麼，故事將會有美滿的結局。
無聊啊！
為了寫這本書，我向公司請了一個月大假。朋友得悉我要寫書，在大嶼山貝澳為我租了一間平價度假屋，好使我能退隱山林，集中精神把書寫好。他的美意使我感到人間的溫情。我心裏已有全盤計劃，上午和下午寫作，黃昏行沙灘靜思，晚上看書，人生還有比這更寫意的時刻嗎！可是，這數天「退隱」的日子，卻完全是一次夢魘般的經歷，當中難熬的滋味實在難以言表。
若要找出現代人主要的情緒；你會說是甚麼？我會說是「無聊」。當人獨處一室，那種潛藏在深心處的「無聊感」，就會像魔鬼逃出牠的牢籠般，把人吞噬。
從港外線碼頭上船之後，那從手提錄音機傳來震耳欲聾的流行歌曲，就一直緊貼我的耳膜。年青人不能忍受片刻清靜，甚至連晚上，也要由梅艷芳、譚詠麟陪伴入睡。聲響不但來自錄音機，甫進度假屋不久，《婦女新姿》、甚麼潔廁用品廣告都不問原由地響起來，跟著是狂叫聲、嬉笑聲、「無厘頭」聲……。為甚麼現代人不能忍受寧靜？是因為懼怕那種無聊的感覺。
「只要我們都能夠每天晚上犧牲三分鐘的時間不去加入飲咖啡和沒有思想的談話，而去凝視充滿星座的無邊天際，並且冥思，或是在參加送葬的行列時能夠反省生死之謎，我們就會在針對目前環境的改進工作上完成很多工作！」
當代哲學家史懷哲的這番說話，對於現代人來說，恐怕是莫名奇妙的。現代人不愛獨處，正是要逃避思想。想甚麼呢？也不過是胡思亂想吧！最要命的是那種莫名奇妙和隨時隨地泛起的無聊感，是現代人千方百計要逃避的。
在電臺當記者時，我受命探討度假屋熱潮的成因。結論是人可以找到一處地方盡情發洩，盡情地表現真我。但他們的表現形式卻是把時間充塞著遊戲、音樂、性愛和叫囂。我向受訪者發問：「難道你不怕騷擾別人嗎？」我所得的回覆是：「度假屋不是用來吵的嗎？」是的，度假屋從來就不是要給人獨處的機會。
還記得讀當代儒學大師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在書的前言裏，作者描述他獨處斗室中，思潮起伏，在寧謐的晚上，他與宇宙感通，與手中書本的作者交流。從獨處中，他感受到心靈境界不斷的擴闊和提升。對現代人來說，這種經歷是多麼陌生！
現代人尋歡作樂，或是埋首於工作叢中，使自己像機械人般不停勞動，都是為了要驅散那種叫人窒息的無聊感。若今天基於十分特殊的緣故，電影院、電視臺、報館、卡拉OK、的士高，和商店都不能營業數星期，你想會出現怎樣的局面？那種因強烈的無聊感而導致的精神崩潰和焦慮，將成為我們這個城市的流行病症。
若不是為了寫這本書我就不會單人匹馬的跑進度假屋，也就體會不到，當一天二十四小時也要由自己作主，是一件如此困難和迷惘的事情，那種本來收藏得密實的空虛感，如不受控的野馬脫韁狂奔。
現代人習慣了把生命充塞著事情、工作、娛樂、應酬、排隊……。我們稱這些為有規律的生活。但事實上，這些原意是豐富我們人生的事情，卻反過來控制我們的生命，生命成了為了要「服務」這些事情的工具。我們或許都曾有這樣的經歷，興致驟起，想要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但礙於那些「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我們不能如願以償。新年時，我們祝賀別人「心想事成」，這對現代人來說實在是一大諷刺。
現代人已不再是自身生命的主人，因為我們的文明帶給我們「必須」的觀念；我們必須要完成這完成那、我們必須要以這種方式完成、我們必須要必須，否則如何消磨這一生！
不過，這些必須要做的事情，卻不是人真心願意做的，只是若果失去了它們，人就頓然無所依從。所以，人要旅遊，離開了那麼壓得人透不過氣的生活壓力，完全脫離那鬼魅般的環境，才得以繼續支撐下去。不過，現代人的旅遊也是必須充塞了節目的，否則，他們那空檔的生命就會支持不來，空虛和無聊的感覺就會侵蝕他們。
人感到無聊，是因為他發現不到生命的意義，而人發現不到生命的意義，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把人從「主體」的位置轉為「客體」，換言之，把人「物代」了，是以人失去了主動的位置，他逐漸成為社會上一隻任由擺布的棋子。事實上，他已習慣了失去自我。
若你發現這篇文章思緒混亂、文字不通，那是因為張學友正在我的頭頂喊歌，男女在我的腳下調笑，還有「三字經」圍繞在我的四周。
若要找出現代人主要的情緒；你會說是甚麼？我會說是「無聊」。當人獨處一室，那種潛藏在深心處的「無聊感」，就會像魔鬼逃出牠的牢籠般，把人吞噬。
從港外線碼頭上船之後，那從手提錄音機傳來震耳欲聾的流行歌曲，就一直緊貼我的耳膜。年青人不能忍受片刻清靜，甚至連晚上，也要由梅艷芳、譚詠麟陪伴入睡。聲響不但來自錄音機，甫進度假屋不久，《婦女新姿》、甚麼潔廁用品廣告都不問原由地響起來，跟著是狂叫聲、嬉笑聲、「無厘頭」聲……。為甚麼現代人不能忍受寧靜？是因為懼怕那種無聊的感覺。
「只要我們都能夠每天晚上犧牲三分鐘的時間不去加入飲咖啡和沒有思想的談話，而去凝視充滿星座的無邊天際，並且冥思，或是在參加送葬的行列時能夠反省生死之謎，我們就會在針對目前環境的改進工作上完成很多工作！」
當代哲學家史懷哲的這番說話，對於現代人來說，恐怕是莫名奇妙的。現代人不愛獨處，正是要逃避思想。想甚麼呢？也不過是胡思亂想吧！最要命的是那種莫名奇妙和隨時隨地泛起的無聊感，是現代人千方百計要逃避的。
在電臺當記者時，我受命探討度假屋熱潮的成因。結論是人可以找到一處地方盡情發洩，盡情地表現真我。但他們的表現形式卻是把時間充塞著遊戲、音樂、性愛和叫囂。我向受訪者發問：「難道你不怕騷擾別人嗎？」我所得的回覆是：「度假屋不是用來吵的嗎？」是的，度假屋從來就不是要給人獨處的機會。
還記得讀當代儒學大師唐君毅的《人生之體驗》，在書的前言裏，作者描述他獨處斗室中，思潮起伏，在寧謐的晚上，他與宇宙感通，與手中書本的作者交流。從獨處中，他感受到心靈境界不斷的擴闊和提升。對現代人來說，這種經歷是多麼陌生！
現代人尋歡作樂，或是埋首於工作叢中，使自己像機械人般不停勞動，都是為了要驅散那種叫人窒息的無聊感。若今天基於十分特殊的緣故，電影院、電視臺、報館、卡拉OK、的士高，和商店都不能營業數星期，你想會出現怎樣的局面？那種因強烈的無聊感而導致的精神崩潰和焦慮，將成為我們這個城市的流行病症。
若不是為了寫這本書我就不會單人匹馬的跑進度假屋，也就體會不到，當一天二十四小時也要由自己作主，是一件如此困難和迷惘的事情，那種本來收藏得密實的空虛感，如不受控的野馬脫韁狂奔。
現代人習慣了把生命充塞著事情、工作、娛樂、應酬、排隊……。我們稱這些為有規律的生活。但事實上，這些原意是豐富我們人生的事情，卻反過來控制我們的生命，生命成了為了要「服務」這些事情的工具。我們或許都曾有這樣的經歷，興致驟起，想要做一些特別的事情，但礙於那些「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我們不能如願以償。新年時，我們祝賀別人「心想事成」，這對現代人來說實在是一大諷刺。
現代人已不再是自身生命的主人，因為我們的文明帶給我們「必須」的觀念；我們必須要完成這完成那、我們必須要以這種方式完成、我們必須要必須，否則如何消磨這一生！
不過，這些必須要做的事情，卻不是人真心願意做的，只是若果失去了它們，人就頓然無所依從。所以，人要旅遊，離開了那麼壓得人透不過氣的生活壓力，完全脫離那鬼魅般的環境，才得以繼續支撐下去。不過，現代人的旅遊也是必須充塞了節目的，否則，他們那空檔的生命就會支持不來，空虛和無聊的感覺就會侵蝕他們。
人感到無聊，是因為他發現不到生命的意義，而人發現不到生命的意義，是因為他不知道自己是誰；人類文明的發展正是把人從「主體」的位置轉為「客體」，換言之，把人「物代」了，是以人失去了主動的位置，他逐漸成為社會上一隻任由擺布的棋子。事實上，他已習慣了失去自我。
若你發現這篇文章思緒混亂、文字不通，那是因為張學友正在我的頭頂喊歌，男女在我的腳下調笑，還有「三字經」圍繞在我的四周。
城市人再無所感
我時常渴望可以好像我的朋友林東生一樣，悠然自得走我路。他是一位旅行攝影師，足迹遍及世界名山大川，他當然不像一般的旅遊者，滿足於在旅遊名勝下拍攝紀念照片。東生旅遊的目的是體驗生命，從他接觸到的大自然、人和文化，尋索生命的奧祕，而他的照相機正要捕捉生命在不同的領域裏所表現的姿態。可惜我畢竟沒有他那份灑脫。
他的攝影集出版了，起名《我的心、我的相機》，他寄了一本給我。書裏的一段文字，直刺在我的心坎：
「城市人笑，不一定心裏快活；城市人哭，不一定心裏悲哀；城市人禮儀周到，可能包藏禍心。可是在陝北，笑就是快樂，哭就是悲傷，禮貌就是熱情。如果有人問我：甚麼地方最難忘？我將毫不猶豫的回答：有情天地最難忘！」
文字旁邊的照片是一名笑得燦爛、手抱一隻公雞的陝北人，背景的門檻上貼著揮春，寫上「萬象更新」。我想這位笑得牙齒也全露了出來的陝北人，必定在預備祝新年的豐富晚膳，說不定東生拍完這張照片，還接受到陝北人的熱情款待。
毫無疑問，陝北人生活並不豐足，但從他們淳樸的笑容，我知道他們是快樂的。不過，在地球的另一邊廂卻在述說另外的故事，有那個城市會比東京更繁榮富裕？但攝影集裏的東京人，臉上都是木無表情，有的也只是眼神流露出來的一份迷惘和憔悴。為甚麼豐富的物質沒有給予他們快樂的感覺？心理學家不是說，人首先要得到物質的滿足，才會進一步追求精神的滿足嗎？
明顯地，攝影集所反映的實況，物質沒有造福人類，反而使人走上奴役的道路。現代人債務纏身，為了滿足自身消費的欲求，為了要不落後他人，現代人不斷尋求生財之道，在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城市人甚至以先消費、後付錢的方式，將自己置身於債務的網羅中。物欲的追求，再加上現代經濟的投機特性，使物價不斷攀升，聽說日本人要三代的時間才可供完一層樓房。
我的另一位朋友李錦洪，在他的小品著作《有夢書當枕》裏的其中一章「失落的感性」有如下的慨歎：
「香港人似乎對任何事都漫漫不經心，習慣在電視機前觀看著餓殍遍地的新聞片，一面闔家歡聚在豐富的晚飯中，絲毫不會影響食欲。街道上擦肩而過是張張冷然的面孔，對身旁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毫無反應。……真情容易流露者，予人幼稚且不成熟，於是今日天氣哈哈哈成為標準的生活對話。」
陝北那位笑得燦爛的仁兄，若按城市人的準則，此人的笑容實在過份顯露了。從外表說，這樣的笑容十分難看。從實效說，這樣的笑容土氣而不得體，最致命的是，毫無掩飾的笑容讓人家盡悉心中情緒，在無時無刻都處於競爭的城市裏，直率的情緒表達是極為不利的。
事實上，自從人類文明踏進工業社會之後，人就已經愈來愈麻木了。人面對的盡是索然無味的標準化工作、標準化的生活方式。人不單在工作裏操作機器，就是他自己也成了一臺機器。人不再需要利用五感，作全盤性的思考。城市亦隔絕了人與大自然的接觸，使人脫離了養他育他的大地，他已成了無根的人，人再無法從自然中吸收啟示。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亦因而窒息。
城市人無法將喜、怒、哀樂如實的表達。除了是因為他已經麻木之外，城市的易變和無根的感覺亦引起意識上的危機。每日被動的生活模式產生被動性的精神，城市人學會了不分黑白的跟隨大伙兒的感覺，他們不再引用自己的感性和理性來判別是非，也不再有自己的喜好，城市人失去感覺，像遺失了錢包一樣。
若說城市人麻木，我想「沮喪」就是更恰當的詞彙，甚麼是沮喪，沮喪就是沒有感覺的能力；肉體是活的，心靈去像死了一樣。沮喪的人既不快樂，又不悲哀，這是一種極難忍受的狀態，若是能感受悲哀，還可算是感情的一大紓解，但沮喪的人卻連悲哀的能力也沒有，因為他已一無所感。
陝北人燦爛的笑容深深地觸動我的心靈，在遙遠的地方，有人能開懷的笑、悲痛的哭，這實在是多大的福氣！
他的攝影集出版了，起名《我的心、我的相機》，他寄了一本給我。書裏的一段文字，直刺在我的心坎：
「城市人笑，不一定心裏快活；城市人哭，不一定心裏悲哀；城市人禮儀周到，可能包藏禍心。可是在陝北，笑就是快樂，哭就是悲傷，禮貌就是熱情。如果有人問我：甚麼地方最難忘？我將毫不猶豫的回答：有情天地最難忘！」
文字旁邊的照片是一名笑得燦爛、手抱一隻公雞的陝北人，背景的門檻上貼著揮春，寫上「萬象更新」。我想這位笑得牙齒也全露了出來的陝北人，必定在預備祝新年的豐富晚膳，說不定東生拍完這張照片，還接受到陝北人的熱情款待。
毫無疑問，陝北人生活並不豐足，但從他們淳樸的笑容，我知道他們是快樂的。不過，在地球的另一邊廂卻在述說另外的故事，有那個城市會比東京更繁榮富裕？但攝影集裏的東京人，臉上都是木無表情，有的也只是眼神流露出來的一份迷惘和憔悴。為甚麼豐富的物質沒有給予他們快樂的感覺？心理學家不是說，人首先要得到物質的滿足，才會進一步追求精神的滿足嗎？
明顯地，攝影集所反映的實況，物質沒有造福人類，反而使人走上奴役的道路。現代人債務纏身，為了滿足自身消費的欲求，為了要不落後他人，現代人不斷尋求生財之道，在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情況下，城市人甚至以先消費、後付錢的方式，將自己置身於債務的網羅中。物欲的追求，再加上現代經濟的投機特性，使物價不斷攀升，聽說日本人要三代的時間才可供完一層樓房。
我的另一位朋友李錦洪，在他的小品著作《有夢書當枕》裏的其中一章「失落的感性」有如下的慨歎：
「香港人似乎對任何事都漫漫不經心，習慣在電視機前觀看著餓殍遍地的新聞片，一面闔家歡聚在豐富的晚飯中，絲毫不會影響食欲。街道上擦肩而過是張張冷然的面孔，對身旁發生的一切事物都毫無反應。……真情容易流露者，予人幼稚且不成熟，於是今日天氣哈哈哈成為標準的生活對話。」
陝北那位笑得燦爛的仁兄，若按城市人的準則，此人的笑容實在過份顯露了。從外表說，這樣的笑容十分難看。從實效說，這樣的笑容土氣而不得體，最致命的是，毫無掩飾的笑容讓人家盡悉心中情緒，在無時無刻都處於競爭的城市裏，直率的情緒表達是極為不利的。
事實上，自從人類文明踏進工業社會之後，人就已經愈來愈麻木了。人面對的盡是索然無味的標準化工作、標準化的生活方式。人不單在工作裏操作機器，就是他自己也成了一臺機器。人不再需要利用五感，作全盤性的思考。城市亦隔絕了人與大自然的接觸，使人脫離了養他育他的大地，他已成了無根的人，人再無法從自然中吸收啟示。更重要的是，人的感性亦因而窒息。
城市人無法將喜、怒、哀樂如實的表達。除了是因為他已經麻木之外，城市的易變和無根的感覺亦引起意識上的危機。每日被動的生活模式產生被動性的精神，城市人學會了不分黑白的跟隨大伙兒的感覺，他們不再引用自己的感性和理性來判別是非，也不再有自己的喜好，城市人失去感覺，像遺失了錢包一樣。
若說城市人麻木，我想「沮喪」就是更恰當的詞彙，甚麼是沮喪，沮喪就是沒有感覺的能力；肉體是活的，心靈去像死了一樣。沮喪的人既不快樂，又不悲哀，這是一種極難忍受的狀態，若是能感受悲哀，還可算是感情的一大紓解，但沮喪的人卻連悲哀的能力也沒有，因為他已一無所感。
陝北人燦爛的笑容深深地觸動我的心靈，在遙遠的地方，有人能開懷的笑、悲痛的哭，這實在是多大的福氣！
現代人的不自由
自由，是人類文明一直所掙扎求取的東西，中國成語云「不自由、毋寧死」，這正深刻地表達出自由的崇高價值。事實上，翻開人類的歷史，我們看到千千萬萬的人為爭取自由而奉獻生命，民主國家的人民得以享有的自由，都是先人「拋頭顱，灑熱血」的成果。每當聽到歌頌自由的樂曲，我們都會不期然湧起深藏的激情，禁不住熱淚盈眶。是的，自由是人不受牢籠的渴求，是我們作為人的基本條件。就是動物也不能忍受失去自由，困在牢籠裏的猛獸，不是煩躁的叫囂，就是無精打采的躺臥著。當然，牠們喪失了的只是行動上的自由，現代喪失的卻是心靈的自由。
人類自從打倒了君主和封建制度的專權之後，終於享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的自由。政治方面，人享有公民的參政和選舉權，選立管治國家的領導人，國家的領導人不再是向人民發施號令的統治者，而是服務人民的公僕。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制度鼓勵以個人利益為本的精神，使人以發揮個人的能動性，追求最大的經濟報酬。社會方面，我們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的法律保障。人權的觀念亦已普遍地得到大部分國家的認同。凡此種種，都顯示現代文明高度保障人類自由的精神。不過，若從現代文明所衍生的意識來看，它帶給我們的困鎖就更是深刻和難以對付了，而所帶來的壓制力就更深遠和不容易防備。
甚麼是自由？這實在是一個難以釐定清楚的概念；我們可從哲學、倫理、法律等不同的層面來探討，但這實在不是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所能夠涵蓋。字典是對詞語給與最平淺解釋的工具，根據《牛津現代高級辭典》的解釋，「自由」一詞乃意謂「不受別人控制的；不在獄中的；有個人權利及社會和政治自由的」。明顯地，辭典給「自由」的解釋以負面的進路為主，它概括了自由在個人的行為、行動和社會參與的範疇，也可視為本篇文章對自由的基本了解。
首先，自由是「不受別人控制的狀況」。這說明了自由的先決條件是人的自主，人必須是自身行為的創造者，不是受別人或環境的操縱，也不受任何無以名之或無形的力量所指令。人只聽憑自己的意向、理智和良知的驅策，這樣才能成為一個主體，為本身的行為負責。
在君主及封建的社會裏，大部分人的身分是臣僕或奴隸，他們被主人當作動物般看待。在《大太監李蓮英》這部電影裏，李蓮英不但時常要彎腰曲背的以示低下，還不時要伏在地上，像一條狗般向主人搖尾乞憐，只怕一旦一觸怒主人，狗命就難以保存了。在這情況下，人是不可能自主的，他們所有的行為和活動都要按主人的吩咐，不得越雷池半步。
在現代社會裏，大部分人已能夠以個體的身分作出任何人的決定。這樣看來，人是自主了。不過，現代社會的經濟價值觀念無孔不入的穿透了人類生活每一層面，教育工作是為了「製造」工商業需要的人材，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協助提高產品質素，文化事業也成了一盤營利可觀的生意。人由出生至成亡，他都在根據市場的因素來作出決定。市場導向下，人不但淪為動物，人甚至有「物化」的趨向。在學校裏，學生被一律化的課程填塞，在工作裏，工人是大企業裏的一口螺絲釘，在男女的關係裏，彼此成了對方洩慾的工具。安老院在經濟效益的計算下，代替了兒女照顧父母的責任。
在這個龐大的市場機制下，人的自主只能夠停留在表面的形式裏。所有社會的組織也安置了這個機制，學校、醫院、報館、墳場……。我們或許無意識地遵照這機制行事，但即使我們覺察到這機制的存在，又發現自己是如何地受到「物化」的對待，仍是無法完全脫離這個無處不在的「無形之手」。
蘇聯人道主義作家托爾斯泰曾經如此說：
「中世紀神學或是羅馬人對道德的敗壞，僅僅毒害了他們自己的人──人類中的一小部分，而今天的電力、鐵路和發報機，卻蹂躪了整個世界。每個人都以此為生活方式，因為他無法不這樣做。每個人都以同一方式受著煎熬，受到同一程度的壓力而改變他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處於同一必然性下。」
托爾斯泰寫這段文字時，是他對十九世紀社會的描述，相對於今天的情況，只屬小巫見大巫而已。今天，科技的發達和城市的高度集中，已使任何意識的流傳既快捷又直接，受影響的人亦大幅增加。美國文化的普及已使半面地球的人類均受到它的影響。日本文化近年的冒起，從許冠傑的《日本娃娃》已道盡它的風騷。
這種文化的廣泛普及，直接帶導了人類行為的意識。今天人們總相信他是有信仰自由的，但科學主義的普及，使現代人認為只有被自然科學證實的東西才值得相信，這其實是對信仰自由一種更大束縛的意識。我們也擁有言論自由，但在大企業控制的傳媒下，在龐大而具穿透力的社會規範下，現代人不是人云亦云，就是沒有足夠的思維能力，發表屬於自己的意見。現代人極害怕與眾不同，當然，追求在外表或生活品味上的獨特，並不是真正的「離異分子」。「離異分子」是要在思維和生命的實踐上，與社會的標準敢於不同。但現代人已被公眾的意識所淹沒。
上述都是只論及現代人缺乏自主意識的問題。不過，在日常生活裏，我們的一些行為或行動，是不需要由明確的意識帶導的，這也屬於自由的定義範疇之下。
現代人是否有行動的自由？當然，奴隸制度早已不存在，人基本上是隨自己的意思出入的。不過，這樣的自由，充其量只能算是在概念上真確，在實際的行動上，我們都是被束手縛腳的。現代的城市早已變成一個牢籠，我們的生活只不過是從一個陰冷的水泥製方格房子跳進另一個而已。朝九晚五，無論願意與否，我們都要接受社會規範下的工作或教育，別無選舉！在丁方格內的小屋居住，是因為城市的地皮先天性不足，在市場的導引下，只是有錢人才可享受較大空間的居所。城市裏最好的位置和景色都是待價而沽的。整個城市就按著市場價值劃分為工作區、住宅區、消費區、旅遊區等等，當然，愈是富有的人，他們就愈擁有選擇生活空間的自由。
自由其實還應該包括不受到身體和心靈的侵害。不用長篇大論，你已有豐富的經驗，站在街道上，汽車駛過的沙塵、地盤的打樁聲浪，都不斷損害我們的身體。水質的污染已使大部分的海產受到毒害，現代文明的食物已愈來愈因人工化而缺乏營養，再加上環境的污染，已使人類無法拒絕吃下毒素。現代人所患的「文明病」對人體所造成的破壞，比過去任何年代的細菌疾病更要厲害，失去健康的身體，也就失去最基本的自由了。
今天，只要扭開電視機，各色各樣的意識就會直湧而上，還有那些無處不在的廣告，都在不斷模造現代人的價值觀念。這些意識的流傳已到達無遠弗屆的地步，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炮轟下，現代人只有俯首稱臣了。惟有人能將其自主的能力，發展至一種不臣服於外在意識而又能與世界溝通的時候，他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但現代人卻多選擇「求同」來與世界溝通。
人類自從打倒了君主和封建制度的專權之後，終於享受到政治、經濟和社會各層面的自由。政治方面，人享有公民的參政和選舉權，選立管治國家的領導人，國家的領導人不再是向人民發施號令的統治者，而是服務人民的公僕。經濟方面，資本主義制度鼓勵以個人利益為本的精神，使人以發揮個人的能動性，追求最大的經濟報酬。社會方面，我們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等等的法律保障。人權的觀念亦已普遍地得到大部分國家的認同。凡此種種，都顯示現代文明高度保障人類自由的精神。不過，若從現代文明所衍生的意識來看，它帶給我們的困鎖就更是深刻和難以對付了，而所帶來的壓制力就更深遠和不容易防備。
甚麼是自由？這實在是一個難以釐定清楚的概念；我們可從哲學、倫理、法律等不同的層面來探討，但這實在不是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所能夠涵蓋。字典是對詞語給與最平淺解釋的工具，根據《牛津現代高級辭典》的解釋，「自由」一詞乃意謂「不受別人控制的；不在獄中的；有個人權利及社會和政治自由的」。明顯地，辭典給「自由」的解釋以負面的進路為主，它概括了自由在個人的行為、行動和社會參與的範疇，也可視為本篇文章對自由的基本了解。
首先，自由是「不受別人控制的狀況」。這說明了自由的先決條件是人的自主，人必須是自身行為的創造者，不是受別人或環境的操縱，也不受任何無以名之或無形的力量所指令。人只聽憑自己的意向、理智和良知的驅策，這樣才能成為一個主體，為本身的行為負責。
在君主及封建的社會裏，大部分人的身分是臣僕或奴隸，他們被主人當作動物般看待。在《大太監李蓮英》這部電影裏，李蓮英不但時常要彎腰曲背的以示低下，還不時要伏在地上，像一條狗般向主人搖尾乞憐，只怕一旦一觸怒主人，狗命就難以保存了。在這情況下，人是不可能自主的，他們所有的行為和活動都要按主人的吩咐，不得越雷池半步。
在現代社會裏，大部分人已能夠以個體的身分作出任何人的決定。這樣看來，人是自主了。不過，現代社會的經濟價值觀念無孔不入的穿透了人類生活每一層面，教育工作是為了「製造」工商業需要的人材，科技的發展是為了協助提高產品質素，文化事業也成了一盤營利可觀的生意。人由出生至成亡，他都在根據市場的因素來作出決定。市場導向下，人不但淪為動物，人甚至有「物化」的趨向。在學校裏，學生被一律化的課程填塞，在工作裏，工人是大企業裏的一口螺絲釘，在男女的關係裏，彼此成了對方洩慾的工具。安老院在經濟效益的計算下，代替了兒女照顧父母的責任。
在這個龐大的市場機制下，人的自主只能夠停留在表面的形式裏。所有社會的組織也安置了這個機制，學校、醫院、報館、墳場……。我們或許無意識地遵照這機制行事，但即使我們覺察到這機制的存在，又發現自己是如何地受到「物化」的對待，仍是無法完全脫離這個無處不在的「無形之手」。
蘇聯人道主義作家托爾斯泰曾經如此說：
「中世紀神學或是羅馬人對道德的敗壞，僅僅毒害了他們自己的人──人類中的一小部分，而今天的電力、鐵路和發報機，卻蹂躪了整個世界。每個人都以此為生活方式，因為他無法不這樣做。每個人都以同一方式受著煎熬，受到同一程度的壓力而改變他的生活方式，所有的人都處於同一必然性下。」
托爾斯泰寫這段文字時，是他對十九世紀社會的描述，相對於今天的情況，只屬小巫見大巫而已。今天，科技的發達和城市的高度集中，已使任何意識的流傳既快捷又直接，受影響的人亦大幅增加。美國文化的普及已使半面地球的人類均受到它的影響。日本文化近年的冒起，從許冠傑的《日本娃娃》已道盡它的風騷。
這種文化的廣泛普及，直接帶導了人類行為的意識。今天人們總相信他是有信仰自由的，但科學主義的普及，使現代人認為只有被自然科學證實的東西才值得相信，這其實是對信仰自由一種更大束縛的意識。我們也擁有言論自由，但在大企業控制的傳媒下，在龐大而具穿透力的社會規範下，現代人不是人云亦云，就是沒有足夠的思維能力，發表屬於自己的意見。現代人極害怕與眾不同，當然，追求在外表或生活品味上的獨特，並不是真正的「離異分子」。「離異分子」是要在思維和生命的實踐上，與社會的標準敢於不同。但現代人已被公眾的意識所淹沒。
上述都是只論及現代人缺乏自主意識的問題。不過，在日常生活裏，我們的一些行為或行動，是不需要由明確的意識帶導的，這也屬於自由的定義範疇之下。
現代人是否有行動的自由？當然，奴隸制度早已不存在，人基本上是隨自己的意思出入的。不過，這樣的自由，充其量只能算是在概念上真確，在實際的行動上，我們都是被束手縛腳的。現代的城市早已變成一個牢籠，我們的生活只不過是從一個陰冷的水泥製方格房子跳進另一個而已。朝九晚五，無論願意與否，我們都要接受社會規範下的工作或教育，別無選舉！在丁方格內的小屋居住，是因為城市的地皮先天性不足，在市場的導引下，只是有錢人才可享受較大空間的居所。城市裏最好的位置和景色都是待價而沽的。整個城市就按著市場價值劃分為工作區、住宅區、消費區、旅遊區等等，當然，愈是富有的人，他們就愈擁有選擇生活空間的自由。
自由其實還應該包括不受到身體和心靈的侵害。不用長篇大論，你已有豐富的經驗，站在街道上，汽車駛過的沙塵、地盤的打樁聲浪，都不斷損害我們的身體。水質的污染已使大部分的海產受到毒害，現代文明的食物已愈來愈因人工化而缺乏營養，再加上環境的污染，已使人類無法拒絕吃下毒素。現代人所患的「文明病」對人體所造成的破壞，比過去任何年代的細菌疾病更要厲害，失去健康的身體，也就失去最基本的自由了。
今天，只要扭開電視機，各色各樣的意識就會直湧而上，還有那些無處不在的廣告，都在不斷模造現代人的價值觀念。這些意識的流傳已到達無遠弗屆的地步，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炮轟下，現代人只有俯首稱臣了。惟有人能將其自主的能力，發展至一種不臣服於外在意識而又能與世界溝通的時候，他才能真正成為一個自由的人，但現代人卻多選擇「求同」來與世界溝通。
平面及單向化的「專業人」
沒有人會否認，這是一個專業的世界，由出生至死亡，我們都要得到專業人士的照料和「疏通」，才得以作為一個人活在地上。不是嗎？嬰兒出生，要由穿白袍的專業人員接生和簽發出世紙，死人要由穿黑衣的專業人員統籌，才可入土為安。逐漸地，我們將生活裏更多的環節劃分出來，交給專業人員處理：建屋、拆屋、結婚、離婚、生兒子、絕育、全部都有專業人士專門負責。現在香港人甚至把家務也由菲律賓女傭打理。
過去一切互助的行為，今天都賦予金錢的符號。還記得小時候，母親到街市買菜，把我拜託鄰居二嬸暫代照料，日子久了，二嬸成了我的第二母親。今天，那些為別人照顧孩子的，名叫保姆，他們專業「湊仔」，收費分兩種，時薪或是月薪。不要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要是他們連自己也照顧不來，那就麻煩多了，於是又有一個專業面世，就是專職為人家「湊老人」的護士。這些專業人員走在一起成立公司，名為幼兒院和安老院。
再多的例子可以不勝枚舉，現代人就是要將生活的每一環節「判」給別人負責，自己則安心的做好「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工作。於是人就愈來愈精於「一件事」，這就叫做專業；分工愈細，事情就辦得愈好。
不過，專業化帶來的後果是甚麼？人愈來愈失去他對自身事務的控制，他不懂「湊仔」、不懂煮飯、不懂辨別菜心和芥蘭，除了工作，他甚麼也不懂。上一輩的人還有一點從經驗累積的小常識，知道身體發生了小毛病可以吃甚麼調適。今天不論是擦傷或喉痛，我們都得要找醫生給一點安慰。上一輩的人不少懂得一點木工，家中的家具可按需要製造，今天，家庭製造（home made）已幾近絕迹。
若要追溯再前一點的世代，我們的祖先不但懂得「湊仔」燒菜，還懂得種植和預測天氣的變化，今天我們則要靠賴超級市場的供應，和天文臺那不一定準確的報道。
或許你會說，這就是時代的進步嘛！人類已經可以從繁瑣的事務裏解放出來，把剩出來的閒暇，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若情況真的如此，我們可說「專業化」使人得到「解放」。但真相並非如此，人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一件事」上，那就是工作。閒暇的時間則用來應酬和像呆子般凝視電視機，專業化的實際效果是使人平面化、單向化。
繁瑣的事務確是纏身的，但它們卻使人類從中對生活有整體的參與，這份參與，給他對生活有多元化的體會，也給他生活的實在感。為甚麼現代人總覺得生命空虛，生活沒意思，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與生活多個層面疏離，生活就只是工作和一些無聊的嬉戲。
從親手製造的東西裏，他們嘗到建造的樂趣，你有否留意，孩子們都愛玩積木或是模型？那是因為人本質裏有建造的細胞，只是現代人把它們封殺了。從建造的過程，達到了自我發揮的目的，也使建造者與製品產生從屬的關係。現代人習慣於現成的購入產品，產品對於他來說，只有一個金錢的符號，在使用時缺乏滿足感，是以現代人對產品絕不珍惜；但親手製造產品的人，卻在製造的過程裏認識產品的特性，產品是他個人的創作，因而在使用時增添滿足感。事實上，過度專業化的社會已擊碎了創造力，也消滅了業餘。
不過，現代人似乎已開始厭惡這種凡事不用動手腳的生活方式，商人看準這種心態，推出一些「半製成品」，讓消費者自己加工，運用自己的頭腦和手腳，去滿足一下創造的感覺。由消費者自己把木板「砌」起來的裝嵌傢俬就是其中一例。年青人到外地旅遊已愈來愈不喜歡參加旅行團，他們不是自己組織行程，就是參與旅行社新推出的「自助旅行團」，這大概是現代的「半製成品」的時尚之一。
聽鄰舍的婆婆說，一張報紙也可以有多種用途，過去人們以此來包裹飯盒，或擦掉鍋上的油污，或塞進鞋中吸取濕氣。但這些「老阿婆的智慧」已經漸漸失傳了，過度的「專業化」淹沒了人傳統的智慧。
家庭原是人類社會的組成核心，也是人感情寄託的支柱，透過互相照顧，人的感情得以建立。父母藉著撫育兒女，能領悟生命成長過程的奧祕和喜悅。子女藉著照顧年老的雙親，也能感悟人生的有限，以致減少戾氣，達至祥和的心境。但現代人競逐的心靈，把照顧兒女和雙親為厭惡的事情，情願把心思精力放於個人事業的發展上。「專業化」於是入侵家庭，親情也交由專業人士代為施予，過度的「專業化」已扼殺了親情。
「專業化」已差不多成為「進步」的同義詞，現代人把生活分割成小塊片，賦與小塊片金錢的價值，「判」給別人代勞，自此，現代人的生活觀處於一種割裂的狀態，他不再是生活裏掌握所有事情的主人，失去了生活裏點滴的樂趣，卻成為平面化和單向化的「專業人」。
過去一切互助的行為，今天都賦予金錢的符號。還記得小時候，母親到街市買菜，把我拜託鄰居二嬸暫代照料，日子久了，二嬸成了我的第二母親。今天，那些為別人照顧孩子的，名叫保姆，他們專業「湊仔」，收費分兩種，時薪或是月薪。不要說家有一老如有一寶，要是他們連自己也照顧不來，那就麻煩多了，於是又有一個專業面世，就是專職為人家「湊老人」的護士。這些專業人員走在一起成立公司，名為幼兒院和安老院。
再多的例子可以不勝枚舉，現代人就是要將生活的每一環節「判」給別人負責，自己則安心的做好「一件事」；就是他們的工作。於是人就愈來愈精於「一件事」，這就叫做專業；分工愈細，事情就辦得愈好。
不過，專業化帶來的後果是甚麼？人愈來愈失去他對自身事務的控制，他不懂「湊仔」、不懂煮飯、不懂辨別菜心和芥蘭，除了工作，他甚麼也不懂。上一輩的人還有一點從經驗累積的小常識，知道身體發生了小毛病可以吃甚麼調適。今天不論是擦傷或喉痛，我們都得要找醫生給一點安慰。上一輩的人不少懂得一點木工，家中的家具可按需要製造，今天，家庭製造（home made）已幾近絕迹。
若要追溯再前一點的世代，我們的祖先不但懂得「湊仔」燒菜，還懂得種植和預測天氣的變化，今天我們則要靠賴超級市場的供應，和天文臺那不一定準確的報道。
或許你會說，這就是時代的進步嘛！人類已經可以從繁瑣的事務裏解放出來，把剩出來的閒暇，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情。若情況真的如此，我們可說「專業化」使人得到「解放」。但真相並非如此，人把更多的時間花在「一件事」上，那就是工作。閒暇的時間則用來應酬和像呆子般凝視電視機，專業化的實際效果是使人平面化、單向化。
繁瑣的事務確是纏身的，但它們卻使人類從中對生活有整體的參與，這份參與，給他對生活有多元化的體會，也給他生活的實在感。為甚麼現代人總覺得生命空虛，生活沒意思，就是因為他們已經與生活多個層面疏離，生活就只是工作和一些無聊的嬉戲。
從親手製造的東西裏，他們嘗到建造的樂趣，你有否留意，孩子們都愛玩積木或是模型？那是因為人本質裏有建造的細胞，只是現代人把它們封殺了。從建造的過程，達到了自我發揮的目的，也使建造者與製品產生從屬的關係。現代人習慣於現成的購入產品，產品對於他來說，只有一個金錢的符號，在使用時缺乏滿足感，是以現代人對產品絕不珍惜；但親手製造產品的人，卻在製造的過程裏認識產品的特性，產品是他個人的創作，因而在使用時增添滿足感。事實上，過度專業化的社會已擊碎了創造力，也消滅了業餘。
不過，現代人似乎已開始厭惡這種凡事不用動手腳的生活方式，商人看準這種心態，推出一些「半製成品」，讓消費者自己加工，運用自己的頭腦和手腳，去滿足一下創造的感覺。由消費者自己把木板「砌」起來的裝嵌傢俬就是其中一例。年青人到外地旅遊已愈來愈不喜歡參加旅行團，他們不是自己組織行程，就是參與旅行社新推出的「自助旅行團」，這大概是現代的「半製成品」的時尚之一。
聽鄰舍的婆婆說，一張報紙也可以有多種用途，過去人們以此來包裹飯盒，或擦掉鍋上的油污，或塞進鞋中吸取濕氣。但這些「老阿婆的智慧」已經漸漸失傳了，過度的「專業化」淹沒了人傳統的智慧。
家庭原是人類社會的組成核心，也是人感情寄託的支柱，透過互相照顧，人的感情得以建立。父母藉著撫育兒女，能領悟生命成長過程的奧祕和喜悅。子女藉著照顧年老的雙親，也能感悟人生的有限，以致減少戾氣，達至祥和的心境。但現代人競逐的心靈，把照顧兒女和雙親為厭惡的事情，情願把心思精力放於個人事業的發展上。「專業化」於是入侵家庭，親情也交由專業人士代為施予，過度的「專業化」已扼殺了親情。
「專業化」已差不多成為「進步」的同義詞，現代人把生活分割成小塊片，賦與小塊片金錢的價值，「判」給別人代勞，自此，現代人的生活觀處於一種割裂的狀態，他不再是生活裏掌握所有事情的主人，失去了生活裏點滴的樂趣，卻成為平面化和單向化的「專業人」。
新人類素描
日本文化人坂川山輝曾以「投幣式窗櫥」來形容日本的年青人，其原因是年青人服飾華美，像擦得潔亮的窗櫥一樣。另外，他們對工作的態度像投幣式窗櫥一樣被動，上級下指示才幹，否則就不幹。
一位朋友抱怨，她愈來愈難與弟妹溝通了，一向自認為開明的她，終於相信有「代溝」這回事存在了。事實上，只要你願意嘗試花半小時靜坐在快餐店內，細心留意年青人的言行，你也會像我一樣，驚訝於自己對他們竟如斯缺乏理解。
日本學者稱他們為「新人類」，以對比我們這班「老叔父」。所謂新人類，就是在新社會下長成的一代。日本學者堺屋太一把新人類界限定為一九六五年後出生的青年，他們成長於經濟起飛後的富裕社會。按此原則，香港的新人類就是出生於七○年代初了。
「老叔父」們一般都有一種「一代不如一代」的心態，他們的擔心是，新人類將會帶來一個怎樣的社會？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人類既是創造社會環境的動力，同樣地，我們也是社會環境模造下的產物。新人類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的。他們的面貌、性格、生活形態和思維方式，實在與我們建造的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
新人類既是富裕社會下長成的一代，他們自然沒有經過戰亂，沒捱過經濟蕭條的「鹹苦」，成為了「富裕族羣」。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的性格一般都是較為樂觀，生活形態則以消費和玩樂為中心。
不知是因為經濟環境的好轉，還是心理上要補償自己童年時的缺失，新人類的父母都要孩子「吃得下就吃多些」。所以，新人類是「吃飽」的一代，也可說是「要乜有乜」。過去，老叔父們儲足半世錢才可買到心中渴求的東西，今天，新人類輕易就獲得了。
物體豐富的年代，加上父母讓子女在物質上得到即時的滿足，新人類一般養成不懂珍惜的性格。老叔父的玩具玩至殘破不堪仍視之如珠如寶，原因十分簡單，若丟棄了還可以玩甚麼呢？但新人類的玩具還未拆開包裝紙，就已經愛上別的玩意了。當然，他們既然看到父母將家中簇新的電器和衣物也是如此的逐出家門，這實在給了他們一點啟發。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新的型號轉眼變舊，目的也只是鼓勵人們不斷消費，不斷丟棄舊物，追求新意。新人類可說是箇中能手，他們講求時尚，在這種快速消亡的消費潮流下，就是對偶像的崇拜也要轉得快。在這個世代，再沒有「忠誠」這回事了，新一代轉工的頻率是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環境因然提供了轉工的機會，新人類的性格卻提供了這種行為的燃料，只要能賺多點錢，工作較為清閒，其他的就不用多考慮了。
這裏輕視「忠誠」，注重實利的意識，也被帶進他們的人際關係。新人類的友情是短暫和淡薄的。所謂「不在乎天長地久」正好描述他們對人際關係的態度。所謂合則來、不合則去，他們丟棄友情，像丟棄玩具一樣簡單。
新人類不但難以對友情付出忠誠，就是人類一直歌頌的愛情，他們也只能抱著「曾經擁有」的態度來處理。「一晚情人」就是在這種意識之下的產物，愛情只是填塞情感需要的空間，或只是一種短暫的性慾宣洩，雙方各得其所，皆大歡喜。所以，他們的警世之言是：「慎防太愛一個人，這世代再沒有忠貞不忠貞這回事了。」
新人類對情感事宜的處理，其實與他們習慣於以「感性」來定斷喜好也有關係。新人類不用「好、壞」來評價身邊的事物，而是用「喜歡、不喜歡」的標準，是以他們的人際關係除了基於功利之外，別人能否給予他們良好感覺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旦感覺轉變，友情亦會隨之而逝，一旦沒有感覺，無論對方多麼努力的嘗試與他們建立友誼，最後也只會是徒勞無功。
這種「憑感覺」的性格也帶來新人類的「即興文化」，他們拒絕周詳的計劃，但憑心血來潮。為甚麼要計劃呢？世事常變，過一時得一時嘛！「想做就去做」是他們的座右銘。
法國新人類「弄波爵士」（法文即新青年）就以搞「即興」示威和罷工聞名，他們沒有任何政治主張或口號，也不讓任何政黨或工會插手，只是憑直覺反對政府的政策。
新人類的這種「感性主義」，與生長於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稱他們為「圖象族羣」，原因是他們自少就以「圖象」為理解事物的工具。他們還在吃奶的時候，父母就抱著他們一起看電視了。學校裏，以聲象（audio-visual）來教學已愈來愈普遍，電腦的盛行，使圖象和聲響更成為新人類溝通和思考的重要工具，圖象和聲響的特點就是給予接受信息者一個整體的印象，透過對眼睛和耳朵的直接刺激，其存在的方式是粗略、片面、短暫和浮淺的。相對於文字那需要經過大腦的分析和處理，後者存在方式是細緻、深遠和完整，「圖象族羣」的新人類也反映出粗略、片面、短暫和浮淺的感性人格。
物質的豐裕使新人類習慣了舒適的生活，以致他們一般都缺乏拚搏的精神。日本文化人藤岡和賀夫以「螞蟻」和「蟋蟀」來比擬老叔父和新人類，顯然地，他以此比喻老叔父屬「勞動型」，新人類則屬「玩樂型」。
新人類尋找工作，首要條件不是薪優，而是休閒，當然兩者兼得屬上上之選。他們轉工不是因為看不見事業發展的前途，而是受不了老闆的氣，或是工作要求過高。
缺乏拚搏精神或許可視為對老叔父們的工作狂的一種調節，實有其積極的意義。不過，新人類不但在工作上缺乏拚搏精神，在生命的掙扎上也如是。人生只要遇到少許挫折，他們就承受不來，是以青少年自殺的情況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嚴重過。他們容易抑鬱，容易大吵大鬧。
物質的豐富不但助長了新人類的物欲，亦為他們建立起一套基於物質利益的價值觀。事實上，從幼兒開始，他們的父母已不斷強調，要好好讀書，否則「大個仔」就沒有前途。父母的這番說話誠然是對今天的社會現實一個最貼切的描述；有好的物質生活才算是成功的，愈是擁有物質就愈顯示實力；成人的世界如是，青年人怎能不是？
傳媒機構在肯定物質的價值觀有一定的角色，縱然我們不用把社會的功利意識全歸罪於它，但若說傳媒強化了社會上流行的意識就絕不為過了。在市場的帶導下，潮流興甚麼它就傳播甚麼，新人類每天暴露於潛移默化的傳播媒介下，接受崇尚物質的意識洗禮，難道我們還能夠期望他們可以屹立於強大的意識流下不倒？
新人類一般都擁有強烈的「個人主義」，他們不理會外界的反應，只專注在自身有興趣的事物裏。他們高聲談笑，在公眾地方把錄音機的音量調至無可再大，在街道上跌跌碰碰地追逐。他們缺乏家庭觀念，事實上，他們是「反家庭」的，因為家庭只會帶給他們束縛，新人類對父母的態度是仇視多於感恩的。美國就曾出現名叫丁克斯（DINKS）的新人類，即Double Income，No Kids的縮寫。他們結婚或同居，卻不要生育兒女，夫妻互不干涉對方的社交，他們一起生活卻不湊合。這些現象都在反映新人類高度的個人主義。
新人類的個人主義其實與他們不再相信任何絕對標準有關。日本文化人扇谷正造認為新人類是信仰崩潰的一代，或說他們信奉的是「相對主義」。甚麼是相對主義？以下的一句話最能夠得其神粹：「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日本的新人類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有他這種人，也得要有我這種人。」若今天你用七十年代日本電視片集裏的「努力！奮鬥！」來鼓勵他們發奮向上，你準會得到的答覆是：「有他們那種努力奮鬥的人，也得要有我們這些閒懶的人才是呀！」
新人類已不再信奉一套可為之安身立命的價值標準，正因如此，既然沒有絕對，那就自能尋求真情趣了，是以他們選擇以感覺來作定斷。「今晚去卡拉OK囉！」「睇吓點！」「睇乜嘢呀？」「睇心情！」
不要與新人類談「承諾」（commitment），對此他們力有不逮，我曾聽過一對年青人有如下的對話：「真難理解怎可以一世愛一個人！」「還要朝見口晚見面。」事實上，現代社會的離婚率愈來愈高，社會缺乏承諾的意識亦在加強新人類這方面的觀念。
新人類擁有「人格面具」主義的性格，他們不願意把真我表露，也不習慣認真的交談。還記得我在代課期間，曾多次嘗試與學生交談，但卻得到不大認真的回應，最後我氣憤的說：「難道你們不可以認真的與我談一下嗎？」我得到的答覆是：「阿Sir，你講嘢呀！」新人類以獨特的語言方式防止交談繼續進深下去，以嬉笑怒罵的態度來表達自己。
日本文化人扇谷正造認為新人類的「人格面具」主義性格是因為社會上絕對的價值觀念崩潰，使新人類對含有絕對價值的調兒感到厭惡。一般含有「說教」意味的電視節目或演講都不會受到他們的歡迎，嚴肅的話題只有在「嬉笑怒罵」的包裝下才有市場。外國流行的「楝篤笑」（stand-up comedy）已流入香港，就是「破碎家庭」這聽來有點社會味道的題目，黃子華仍可以引用來大肆製造笑蛋。在這個時代，再沒有人可以忍受聽來有絕對價值的調子，說者只會被視為老古板、偽君子或是神經有毛病的人。
事實上，我們又怎可以要求新人類表露真我？在成人的世界裏，面具永遠是愈戴愈多的，新人類在孩提時已看透成人們「擦鞋」和「篤背脊」的文化，他們還會那麼天真的告訴別人自己的真正感受嗎？只好以嬉笑怒罵減少自己受傷害的機會。於是，人人都戴上面具，在不受傷害的同時，也得不到深交的朋友。
香港的「無厘頭」文化可說是「人格面具主義」最高度的表現。「無厘頭」就是說了等於沒說，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知道說話者要表達甚麼；或是說話者態度時常轉變，一時認真，一時嬉戲，使人難以捉摸到他真正的態度或立場。
若老叔父們在慨歎，新人類是愈來愈不像樣了，他們實在應該首先檢視一下新人類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裏成長，或許就較能接受他們的不同之處。
一位朋友抱怨，她愈來愈難與弟妹溝通了，一向自認為開明的她，終於相信有「代溝」這回事存在了。事實上，只要你願意嘗試花半小時靜坐在快餐店內，細心留意年青人的言行，你也會像我一樣，驚訝於自己對他們竟如斯缺乏理解。
日本學者稱他們為「新人類」，以對比我們這班「老叔父」。所謂新人類，就是在新社會下長成的一代。日本學者堺屋太一把新人類界限定為一九六五年後出生的青年，他們成長於經濟起飛後的富裕社會。按此原則，香港的新人類就是出生於七○年代初了。
「老叔父」們一般都有一種「一代不如一代」的心態，他們的擔心是，新人類將會帶來一個怎樣的社會？不過，我們應當知道，人類既是創造社會環境的動力，同樣地，我們也是社會環境模造下的產物。新人類的出現絕對不是偶然的。他們的面貌、性格、生活形態和思維方式，實在與我們建造的社會環境有密切關係。
新人類既是富裕社會下長成的一代，他們自然沒有經過戰亂，沒捱過經濟蕭條的「鹹苦」，成為了「富裕族羣」。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的性格一般都是較為樂觀，生活形態則以消費和玩樂為中心。
不知是因為經濟環境的好轉，還是心理上要補償自己童年時的缺失，新人類的父母都要孩子「吃得下就吃多些」。所以，新人類是「吃飽」的一代，也可說是「要乜有乜」。過去，老叔父們儲足半世錢才可買到心中渴求的東西，今天，新人類輕易就獲得了。
物體豐富的年代，加上父母讓子女在物質上得到即時的滿足，新人類一般養成不懂珍惜的性格。老叔父的玩具玩至殘破不堪仍視之如珠如寶，原因十分簡單，若丟棄了還可以玩甚麼呢？但新人類的玩具還未拆開包裝紙，就已經愛上別的玩意了。當然，他們既然看到父母將家中簇新的電器和衣物也是如此的逐出家門，這實在給了他們一點啟發。
在消費主義盛行的今天，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新的型號轉眼變舊，目的也只是鼓勵人們不斷消費，不斷丟棄舊物，追求新意。新人類可說是箇中能手，他們講求時尚，在這種快速消亡的消費潮流下，就是對偶像的崇拜也要轉得快。在這個世代，再沒有「忠誠」這回事了，新一代轉工的頻率是有史以來最快的。經濟環境因然提供了轉工的機會，新人類的性格卻提供了這種行為的燃料，只要能賺多點錢，工作較為清閒，其他的就不用多考慮了。
這裏輕視「忠誠」，注重實利的意識，也被帶進他們的人際關係。新人類的友情是短暫和淡薄的。所謂「不在乎天長地久」正好描述他們對人際關係的態度。所謂合則來、不合則去，他們丟棄友情，像丟棄玩具一樣簡單。
新人類不但難以對友情付出忠誠，就是人類一直歌頌的愛情，他們也只能抱著「曾經擁有」的態度來處理。「一晚情人」就是在這種意識之下的產物，愛情只是填塞情感需要的空間，或只是一種短暫的性慾宣洩，雙方各得其所，皆大歡喜。所以，他們的警世之言是：「慎防太愛一個人，這世代再沒有忠貞不忠貞這回事了。」
新人類對情感事宜的處理，其實與他們習慣於以「感性」來定斷喜好也有關係。新人類不用「好、壞」來評價身邊的事物，而是用「喜歡、不喜歡」的標準，是以他們的人際關係除了基於功利之外，別人能否給予他們良好感覺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旦感覺轉變，友情亦會隨之而逝，一旦沒有感覺，無論對方多麼努力的嘗試與他們建立友誼，最後也只會是徒勞無功。
這種「憑感覺」的性格也帶來新人類的「即興文化」，他們拒絕周詳的計劃，但憑心血來潮。為甚麼要計劃呢？世事常變，過一時得一時嘛！「想做就去做」是他們的座右銘。
法國新人類「弄波爵士」（法文即新青年）就以搞「即興」示威和罷工聞名，他們沒有任何政治主張或口號，也不讓任何政黨或工會插手，只是憑直覺反對政府的政策。
新人類的這種「感性主義」，與生長於資訊科技發達的社會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稱他們為「圖象族羣」，原因是他們自少就以「圖象」為理解事物的工具。他們還在吃奶的時候，父母就抱著他們一起看電視了。學校裏，以聲象（audio-visual）來教學已愈來愈普遍，電腦的盛行，使圖象和聲響更成為新人類溝通和思考的重要工具，圖象和聲響的特點就是給予接受信息者一個整體的印象，透過對眼睛和耳朵的直接刺激，其存在的方式是粗略、片面、短暫和浮淺的。相對於文字那需要經過大腦的分析和處理，後者存在方式是細緻、深遠和完整，「圖象族羣」的新人類也反映出粗略、片面、短暫和浮淺的感性人格。
物質的豐裕使新人類習慣了舒適的生活，以致他們一般都缺乏拚搏的精神。日本文化人藤岡和賀夫以「螞蟻」和「蟋蟀」來比擬老叔父和新人類，顯然地，他以此比喻老叔父屬「勞動型」，新人類則屬「玩樂型」。
新人類尋找工作，首要條件不是薪優，而是休閒，當然兩者兼得屬上上之選。他們轉工不是因為看不見事業發展的前途，而是受不了老闆的氣，或是工作要求過高。
缺乏拚搏精神或許可視為對老叔父們的工作狂的一種調節，實有其積極的意義。不過，新人類不但在工作上缺乏拚搏精神，在生命的掙扎上也如是。人生只要遇到少許挫折，他們就承受不來，是以青少年自殺的情況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嚴重過。他們容易抑鬱，容易大吵大鬧。
物質的豐富不但助長了新人類的物欲，亦為他們建立起一套基於物質利益的價值觀。事實上，從幼兒開始，他們的父母已不斷強調，要好好讀書，否則「大個仔」就沒有前途。父母的這番說話誠然是對今天的社會現實一個最貼切的描述；有好的物質生活才算是成功的，愈是擁有物質就愈顯示實力；成人的世界如是，青年人怎能不是？
傳媒機構在肯定物質的價值觀有一定的角色，縱然我們不用把社會的功利意識全歸罪於它，但若說傳媒強化了社會上流行的意識就絕不為過了。在市場的帶導下，潮流興甚麼它就傳播甚麼，新人類每天暴露於潛移默化的傳播媒介下，接受崇尚物質的意識洗禮，難道我們還能夠期望他們可以屹立於強大的意識流下不倒？
新人類一般都擁有強烈的「個人主義」，他們不理會外界的反應，只專注在自身有興趣的事物裏。他們高聲談笑，在公眾地方把錄音機的音量調至無可再大，在街道上跌跌碰碰地追逐。他們缺乏家庭觀念，事實上，他們是「反家庭」的，因為家庭只會帶給他們束縛，新人類對父母的態度是仇視多於感恩的。美國就曾出現名叫丁克斯（DINKS）的新人類，即Double Income，No Kids的縮寫。他們結婚或同居，卻不要生育兒女，夫妻互不干涉對方的社交，他們一起生活卻不湊合。這些現象都在反映新人類高度的個人主義。
新人類的個人主義其實與他們不再相信任何絕對標準有關。日本文化人扇谷正造認為新人類是信仰崩潰的一代，或說他們信奉的是「相對主義」。甚麼是相對主義？以下的一句話最能夠得其神粹：「世事無絕對，只有真情趣」。日本的新人類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有他這種人，也得要有我這種人。」若今天你用七十年代日本電視片集裏的「努力！奮鬥！」來鼓勵他們發奮向上，你準會得到的答覆是：「有他們那種努力奮鬥的人，也得要有我們這些閒懶的人才是呀！」
新人類已不再信奉一套可為之安身立命的價值標準，正因如此，既然沒有絕對，那就自能尋求真情趣了，是以他們選擇以感覺來作定斷。「今晚去卡拉OK囉！」「睇吓點！」「睇乜嘢呀？」「睇心情！」
不要與新人類談「承諾」（commitment），對此他們力有不逮，我曾聽過一對年青人有如下的對話：「真難理解怎可以一世愛一個人！」「還要朝見口晚見面。」事實上，現代社會的離婚率愈來愈高，社會缺乏承諾的意識亦在加強新人類這方面的觀念。
新人類擁有「人格面具」主義的性格，他們不願意把真我表露，也不習慣認真的交談。還記得我在代課期間，曾多次嘗試與學生交談，但卻得到不大認真的回應，最後我氣憤的說：「難道你們不可以認真的與我談一下嗎？」我得到的答覆是：「阿Sir，你講嘢呀！」新人類以獨特的語言方式防止交談繼續進深下去，以嬉笑怒罵的態度來表達自己。
日本文化人扇谷正造認為新人類的「人格面具」主義性格是因為社會上絕對的價值觀念崩潰，使新人類對含有絕對價值的調兒感到厭惡。一般含有「說教」意味的電視節目或演講都不會受到他們的歡迎，嚴肅的話題只有在「嬉笑怒罵」的包裝下才有市場。外國流行的「楝篤笑」（stand-up comedy）已流入香港，就是「破碎家庭」這聽來有點社會味道的題目，黃子華仍可以引用來大肆製造笑蛋。在這個時代，再沒有人可以忍受聽來有絕對價值的調子，說者只會被視為老古板、偽君子或是神經有毛病的人。
事實上，我們又怎可以要求新人類表露真我？在成人的世界裏，面具永遠是愈戴愈多的，新人類在孩提時已看透成人們「擦鞋」和「篤背脊」的文化，他們還會那麼天真的告訴別人自己的真正感受嗎？只好以嬉笑怒罵減少自己受傷害的機會。於是，人人都戴上面具，在不受傷害的同時，也得不到深交的朋友。
香港的「無厘頭」文化可說是「人格面具主義」最高度的表現。「無厘頭」就是說了等於沒說，令人摸不著頭腦，不知道說話者要表達甚麼；或是說話者態度時常轉變，一時認真，一時嬉戲，使人難以捉摸到他真正的態度或立場。
若老叔父們在慨歎，新人類是愈來愈不像樣了，他們實在應該首先檢視一下新人類是在怎樣的社會環境裏成長，或許就較能接受他們的不同之處。
離異分子的省思
這是阿美的故事：
阿美今年十四歲，她一出世就被視為不祥之物；父親失業了，父母親常因經濟問題吵個不休，阿美時常遭受他們的毒打，她的後腦滿布傷痕，是父母親對她的傷害。阿美的大哥是一個罪犯，曾因行劫而入獄兩年。
阿美在學校時常搗亂，罵老師，打同學，因而被校方趕出校。
阿美在朋友的介紹下，與數名少女居於旺角區的舊唐樓內，由兩名男子看管，安排她們從事賣淫活動，每天平均接十單生意，阿美稱這種生意做「私鐘」。
她們白天以打「麻將」度日，直至晚上七時許，生意就會陸續而來。阿美每單生意可分取五成收費，平均每月收入過萬元。但由於她在「麻將」檯上輸了不少，剩下來的錢就僅夠維生。
阿美在一次警察掃黃的行動中被捕，判入女童院。在女童院內，阿美仍然時常搗亂，罵社工、毆打其他女童，又故意毀壞院內的設施，院方帶她到精神科醫生檢查，發現她不僅神志健全，智商更高達一百二十八度。
這不是一齣電影的橋段，而是我初出道當記者時，報道的一宗個案。阿美不但真有其人，我們的社會裏，更有無數個阿美，他們被視為不懂潔身自愛、墮落、自作賤的一羣，社會稱他們為「邊緣青少年」。
念大學時，我曾選修一科名為「罪惡、瘋狂和社會」（Crime, Madness & Society）的科目，現在只依稀記得一個叫做「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的東西，內容大致是說，社會上的大多數，如何利用他們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將一些不合主流的行為，「標籤」為「越軌」行為，而被「標籤」的人，往往會產生「自我完成式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效應，按著被「標籤」的方向，實現了社會大多數對他們的看法。這個理論，直至我進入社會工作，才發現它的真實性。
在快餐店、卡拉OK、桌球室、便利店，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被稱為「邊緣」的青少年，我們是邊緣，原因是他們不乎合社會的期望。我們討厭他們，並投以憎厭的眼光，因為他們是離異分子。
是的，我們已習慣於「一致」，從進入學校開始，我們接受同一的課程，受著同一句說話的激勵：「要讀好書才有前途。」得到同一的嘉獎，受到同一的責備，被同一個計分制度來衡量成績。從學校踏進社會，我們拿著同一的文憑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若要自我介紹，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事情！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出自己是某地的市民、某學校的學生、某社會的成員、某公司的職員，還有甚麼呢？實在想不出來了，因為我們已失去獨特的身分，被社會的規範標準化了。稍與這個標準有差異的，他就是「離異分子」，他的行為就是「越軌行為」。
不合羣的「離異分子」一旦被擁有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人實施「標籤法」，他們就註定要實現這個自我完成式的預言。社會的資源將不會再花在他們身上，「離異」的學生被湊合在劣等的學校裏，文憑上的劣等學生也就只能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受盡冷眼的「離異分子」以破壞的行為洩憤，以回應他們被社會的制裁。實施標籤法的人喜見自己對「離異分子」的判斷是多麼準確。
我們害怕「離異分子」，因為他們威脅著我們習慣了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質疑過。
社會學家史賓諾沙（Spinoza）曾經這樣說：
「如果貪慾的人貪的只是錢財，有野心的人想的只是名位，我們就不認為這些人是瘋了，只不過覺得討厭而已；通常只是瞧不起他們。然而實際上，貪慾、野心等等，實在是不同形式的瘋狂，儘管通常我們並不視為『病症』。」
很明顯，史賓諾沙的言論已經過時，貪慾和野心不但不叫人討厭，還被視為有上進心的表示。相反地，沒有這兩樣質素的人，將受到社會的鄙視。
在這個價值觀念完全被扭曲的社會裏，誰是瘋狂？誰是正常？「離異分子」的越軌行為會否只是對這個畸型社會的控訴？
電影《飛越瘋人院》描述主角被關進瘋人院裏，受到護士和執行紀律的人以「非人性」的手段對付。相比起來，被定為「神智不健全」的人更顯仁愛，而「正常人」則更顯殘暴。這何嘗不是現實社會的寫照！
阿美今年十四歲，她一出世就被視為不祥之物；父親失業了，父母親常因經濟問題吵個不休，阿美時常遭受他們的毒打，她的後腦滿布傷痕，是父母親對她的傷害。阿美的大哥是一個罪犯，曾因行劫而入獄兩年。
阿美在學校時常搗亂，罵老師，打同學，因而被校方趕出校。
阿美在朋友的介紹下，與數名少女居於旺角區的舊唐樓內，由兩名男子看管，安排她們從事賣淫活動，每天平均接十單生意，阿美稱這種生意做「私鐘」。
她們白天以打「麻將」度日，直至晚上七時許，生意就會陸續而來。阿美每單生意可分取五成收費，平均每月收入過萬元。但由於她在「麻將」檯上輸了不少，剩下來的錢就僅夠維生。
阿美在一次警察掃黃的行動中被捕，判入女童院。在女童院內，阿美仍然時常搗亂，罵社工、毆打其他女童，又故意毀壞院內的設施，院方帶她到精神科醫生檢查，發現她不僅神志健全，智商更高達一百二十八度。
這不是一齣電影的橋段，而是我初出道當記者時，報道的一宗個案。阿美不但真有其人，我們的社會裏，更有無數個阿美，他們被視為不懂潔身自愛、墮落、自作賤的一羣，社會稱他們為「邊緣青少年」。
念大學時，我曾選修一科名為「罪惡、瘋狂和社會」（Crime, Madness & Society）的科目，現在只依稀記得一個叫做「標籤理論」（Labelling Theory）的東西，內容大致是說，社會上的大多數，如何利用他們擁有的資源和權力，將一些不合主流的行為，「標籤」為「越軌」行為，而被「標籤」的人，往往會產生「自我完成式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效應，按著被「標籤」的方向，實現了社會大多數對他們的看法。這個理論，直至我進入社會工作，才發現它的真實性。
在快餐店、卡拉OK、桌球室、便利店，我們都可以發現這些被稱為「邊緣」的青少年，我們是邊緣，原因是他們不乎合社會的期望。我們討厭他們，並投以憎厭的眼光，因為他們是離異分子。
是的，我們已習慣於「一致」，從進入學校開始，我們接受同一的課程，受著同一句說話的激勵：「要讀好書才有前途。」得到同一的嘉獎，受到同一的責備，被同一個計分制度來衡量成績。從學校踏進社會，我們拿著同一的文憑來證明自己的能力。
若要自我介紹，這是多麼令人尷尬的事情！我們充其量只能說出自己是某地的市民、某學校的學生、某社會的成員、某公司的職員，還有甚麼呢？實在想不出來了，因為我們已失去獨特的身分，被社會的規範標準化了。稍與這個標準有差異的，他就是「離異分子」，他的行為就是「越軌行為」。
不合羣的「離異分子」一旦被擁有社會資源和權力的人實施「標籤法」，他們就註定要實現這個自我完成式的預言。社會的資源將不會再花在他們身上，「離異」的學生被湊合在劣等的學校裏，文憑上的劣等學生也就只能從事低下階層的工作，受盡冷眼的「離異分子」以破壞的行為洩憤，以回應他們被社會的制裁。實施標籤法的人喜見自己對「離異分子」的判斷是多麼準確。
我們害怕「離異分子」，因為他們威脅著我們習慣了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我們或許從來沒有質疑過。
社會學家史賓諾沙（Spinoza）曾經這樣說：
「如果貪慾的人貪的只是錢財，有野心的人想的只是名位，我們就不認為這些人是瘋了，只不過覺得討厭而已；通常只是瞧不起他們。然而實際上，貪慾、野心等等，實在是不同形式的瘋狂，儘管通常我們並不視為『病症』。」
很明顯，史賓諾沙的言論已經過時，貪慾和野心不但不叫人討厭，還被視為有上進心的表示。相反地，沒有這兩樣質素的人，將受到社會的鄙視。
在這個價值觀念完全被扭曲的社會裏，誰是瘋狂？誰是正常？「離異分子」的越軌行為會否只是對這個畸型社會的控訴？
電影《飛越瘋人院》描述主角被關進瘋人院裏，受到護士和執行紀律的人以「非人性」的手段對付。相比起來，被定為「神智不健全」的人更顯仁愛，而「正常人」則更顯殘暴。這何嘗不是現實社會的寫照！
市場決定人的價值？
對於現代人來說，是甚麼價值觀念指導著他大部分的行為？是道德嗎？是倫理嗎？是愛情嗎？是社會規範嗎？它們都不配當此重任。能夠使現代人折服並俯首稱臣的只有一個信念，就是「市場價值」！
「有乜嘢著數先！」這是一句現代人的語錄，無論是父母叫兒女辦事、朋友請求幫忙、男女談情說愛間，我們都會聽到這句彷彿已成為眾人口頭禪的話。「著數」者，就是要求付出後得到的回報。這個世代，已愈來愈少人願意施與恩惠，我們都習慣了這個「市場」的規律，若然你的付出沒有即時提出回報的要求，那恐怕只是你有甚麼陰謀或是作長線投資而已，再不然，你就是土包子，不懂得如何提出「合理」的要求吧！
「市場」的運作已滲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層面，我們在工作市場上成功地售賣自己。「波士」們在計算，究竟你能夠為公司賺得多少錢，來定斷你的薪酬。
我們不用懂得藝術，只需要知道那幅畫有多少投資價值，即使那畫家有更深湛的藝術造詣，若沒有市場價值，他的畫就沒有收藏的意義。
市場那無處不到的手臂也伸廷至文化的事業。我們衡量甚麼文化值得鼓吹，是要看它能否賣錢，一個公認成功的作家，不是在於他的觀點是否獨到，或是他的立場是否堅定，而是他的書藉可以賣出多少版。不論有多少警世的話要說，沒有市場價值的，就是「廢話」。
市場價值的導向甚至進入與人之間的關係裏。當代精神分析學家蘇利文（H. S. Sullivan）為愛和親密下了這樣的定義：
「親密是兩個人互相認可對方的價值的狀況。而這種狀況是需要具備一種關係型式，我稱此種型式為合作，也就是說一個人明白地使自己的行為適應對方所表明的需要，以追求與日俱增的同一──即愈來愈接近共同的滿足──及維護日益相同的安全行動。」
這句話聽起來甚為複雜，簡單來說，蘇利文所講的「合作狀態」是意指一種交易的行為和心態，目的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並抵禦外面充滿敵意和隔閡的世界。
今天，這種所謂「合作狀態」，簡而言之，就是「市場導向」。現代人或許對「愛情」仍然保留一點期望，卻不再相信有全然付出、至死不渝的愛了。當市場價值更廣泛地融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裏，那麼，「不要太愛一個人，因為當你的市場價值消失後，你就會被棄如草芥。」這句話將成為警世名言。
日本電影《搶錢家族》描述一個家庭如何視財如命，一家四口清晨起床，就掛上錢包，無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服侍，夫妻之間的性愛都以金錢交易來進行。當中的誇張手法令戲院內的觀眾捧腹大笑，頻說：「有無攬錯！」不過，若人類不糾正這種以「市場價值」作為萬事的衡量標準，只怕《搶錢家族》的預言終會實現。
事實上，現代的男歡女愛，已引入不少「市場價值」的元素，他們建立起一套「愛情經濟觀。男的會如此計算，看拍拖還是結婚化算，有的認為拍拖是一項浪費金錢和時間的活動，倒不如快快結婚，一來可以為自己料理家務，閒來又可陪自己消遣一下，計算起來，比請工人還要「化算」。也有些男士認為結婚是一門昂貴的投資，倒不如拍拍「散拖」，好處是可以不時換一下「口味」。女士的盤算是如何找一名可令自己下半生好過一點的丈夫。若是同時有數人追求，當然是有屋有車有事業的男士獲優先考慮了。計算的形式可能還有很多種，但共同點是怎麼樣的愛情才最乎合市場原則。
除了愛情之外，市場價值也帶導著兒女看老爹老媽的價值。當他們還是健壯的時候，可以為自己照顧小孩子，老爹老媽就是「家中寶」，受到子女的歡迎，有的甚至因為爭取老爹老媽的同住，兄弟反目，姊妹不和。但當老爹老媽真的老至連自己也照顧不來時，自然就成了家庭的負擔，兄弟姊妹互相推搪，老爹老媽變了「人球」，安老院成了老人家們最後的歸宿，原因是他們的子女要專心發展事業。
安老院可說是現代市場導向下的產物。中國人向來注重孝道，古語云：「百行以孝為先。」古代聖賢之士都以供奉父母為首要的責任，是以為官者為已故的父母守孝而辭官歸故里。不過，對於今天的人來說，這種行徑不但不會得到賞識，甚至會被斥為不切實際。花數千元就可以使老人得到妥當的照顧，自己則可繼續在社會裏「搏殺」，那又何樂而不為？
當然，現代人再不會考慮一些抽象的宗旨或原則，他們不會因父母要交由別人照顧而感到羞恥，也不會念及老人家的心意，他們最大的安慰──時常可以接近家人。因為，一切的價值都已讓路給市場，人的價值也交由市場來定斷。
「有乜嘢著數先！」這是一句現代人的語錄，無論是父母叫兒女辦事、朋友請求幫忙、男女談情說愛間，我們都會聽到這句彷彿已成為眾人口頭禪的話。「著數」者，就是要求付出後得到的回報。這個世代，已愈來愈少人願意施與恩惠，我們都習慣了這個「市場」的規律，若然你的付出沒有即時提出回報的要求，那恐怕只是你有甚麼陰謀或是作長線投資而已，再不然，你就是土包子，不懂得如何提出「合理」的要求吧！
「市場」的運作已滲入我們生活的每一層面，我們在工作市場上成功地售賣自己。「波士」們在計算，究竟你能夠為公司賺得多少錢，來定斷你的薪酬。
我們不用懂得藝術，只需要知道那幅畫有多少投資價值，即使那畫家有更深湛的藝術造詣，若沒有市場價值，他的畫就沒有收藏的意義。
市場那無處不到的手臂也伸廷至文化的事業。我們衡量甚麼文化值得鼓吹，是要看它能否賣錢，一個公認成功的作家，不是在於他的觀點是否獨到，或是他的立場是否堅定，而是他的書藉可以賣出多少版。不論有多少警世的話要說，沒有市場價值的，就是「廢話」。
市場價值的導向甚至進入與人之間的關係裏。當代精神分析學家蘇利文（H. S. Sullivan）為愛和親密下了這樣的定義：
「親密是兩個人互相認可對方的價值的狀況。而這種狀況是需要具備一種關係型式，我稱此種型式為合作，也就是說一個人明白地使自己的行為適應對方所表明的需要，以追求與日俱增的同一──即愈來愈接近共同的滿足──及維護日益相同的安全行動。」
這句話聽起來甚為複雜，簡單來說，蘇利文所講的「合作狀態」是意指一種交易的行為和心態，目的是為了共同的利益，並抵禦外面充滿敵意和隔閡的世界。
今天，這種所謂「合作狀態」，簡而言之，就是「市場導向」。現代人或許對「愛情」仍然保留一點期望，卻不再相信有全然付出、至死不渝的愛了。當市場價值更廣泛地融入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裏，那麼，「不要太愛一個人，因為當你的市場價值消失後，你就會被棄如草芥。」這句話將成為警世名言。
日本電影《搶錢家族》描述一個家庭如何視財如命，一家四口清晨起床，就掛上錢包，無論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服侍，夫妻之間的性愛都以金錢交易來進行。當中的誇張手法令戲院內的觀眾捧腹大笑，頻說：「有無攬錯！」不過，若人類不糾正這種以「市場價值」作為萬事的衡量標準，只怕《搶錢家族》的預言終會實現。
事實上，現代的男歡女愛，已引入不少「市場價值」的元素，他們建立起一套「愛情經濟觀。男的會如此計算，看拍拖還是結婚化算，有的認為拍拖是一項浪費金錢和時間的活動，倒不如快快結婚，一來可以為自己料理家務，閒來又可陪自己消遣一下，計算起來，比請工人還要「化算」。也有些男士認為結婚是一門昂貴的投資，倒不如拍拍「散拖」，好處是可以不時換一下「口味」。女士的盤算是如何找一名可令自己下半生好過一點的丈夫。若是同時有數人追求，當然是有屋有車有事業的男士獲優先考慮了。計算的形式可能還有很多種，但共同點是怎麼樣的愛情才最乎合市場原則。
除了愛情之外，市場價值也帶導著兒女看老爹老媽的價值。當他們還是健壯的時候，可以為自己照顧小孩子，老爹老媽就是「家中寶」，受到子女的歡迎，有的甚至因為爭取老爹老媽的同住，兄弟反目，姊妹不和。但當老爹老媽真的老至連自己也照顧不來時，自然就成了家庭的負擔，兄弟姊妹互相推搪，老爹老媽變了「人球」，安老院成了老人家們最後的歸宿，原因是他們的子女要專心發展事業。
安老院可說是現代市場導向下的產物。中國人向來注重孝道，古語云：「百行以孝為先。」古代聖賢之士都以供奉父母為首要的責任，是以為官者為已故的父母守孝而辭官歸故里。不過，對於今天的人來說，這種行徑不但不會得到賞識，甚至會被斥為不切實際。花數千元就可以使老人得到妥當的照顧，自己則可繼續在社會裏「搏殺」，那又何樂而不為？
當然，現代人再不會考慮一些抽象的宗旨或原則，他們不會因父母要交由別人照顧而感到羞恥，也不會念及老人家的心意，他們最大的安慰──時常可以接近家人。因為，一切的價值都已讓路給市場，人的價值也交由市場來定斷。
富裕的咒詛
富裕是否與健康成正比？接常理推測，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不是嗎？富裕國家的人民必然得到營養較豐富的食物，身體的抵抗力自然較高，再加上完備的醫療制度和設施，人民的健康理應得到較佳的保障。
事實卻遠非如此。除了赤貧地區的人民，每天要直接面對饑荒帶來的死亡威脅外，富裕國家的人民的健康實在好不了多少。美國是公認最富裕國家之一，但人民的健康情況卻是糟透了；根據美國公共健康服務的調查，每一百人中，只有一點四人是健康的，美國人患心臟病、癌症、風濕或骨節炎、消化不良等疾病，遠超過貧窮落後的國家。是甚麼令他們的身體如此差勁？
或許你會不大願意相信，他們的禍是從「吃」那裏得回來的。肚腹之欲，是富裕國家人民得到最大滿足的欲念之一。在香港，一半以上的人是吃得「肚滿腸肥」的。包括愛美的女士在內，不少也逃避不了一個小小的「肚腩」，為了要顯得窈窕，女士們以抽得要命的腰帶把「小肚腩」收藏起來。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醫療系的研究顯示，香港的兒童有愈來愈肥胖的趨勢。肥胖的孩子似乎是代表了父母的榮耀，好比農夫的耕耘得到收成一樣。但這個研究的結論卻剛好相反，兒童的身高和體重若超越一定比例，就會對他們的發育有不良的影響。
中國成語「病從口入」，對於今天的富裕國家來說，再沒有更適合的描述了。據西方醫學的發現，富裕國家的人民最容易患上各種「慢性病」，慢性病者，即由於細胞的突變（癌病），或體內器官功能的疲憊而引致的疾病，通常致病成因與現代人的生活形態有關，故又名「文明病」，禍根卻又與人們「吃」的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吃」，對於不愁兩餐的我們，早已脫離了「覓食」的階段，轉而是一種享受和貪欲的滿足。在遠古時候，人類「吃」的動機是要使飢餓的感覺消失，在尋覓食物的過程中，他深刻地體會到食物的寶貴，一旦飢餓的感覺消失，就會停止進食。在貧窮的國家，人民平日吃的是清淡的菜蔬，只有在隆重的喜慶日子，才會「劏雞殺鴨」來大吃一頓。但富裕國家人民每天所吃的，盡是各種佳餚美食。每頓飯餐的目標都以「飽」為目標，捋一下脹脹的肚友，臉上掛著歡悅滿足的神情，我們怎樣也料想不到，長此下去，竟然會吃出禍來。
前述的文明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人體器官「負荷」過重，特別是食物裏的動物脂肪，更是各種癌症的成因。事實上，「飽」的感覺就是人體的「警告信號」，要是再吃下去，我們的腸胃就會消化不來。現代人不但每餐都鞭策著體內器官趕緊工作，一些不能及時消化的殘留物亦會在我們的體內釋出毒素，毒素的不斷累積成為了致病的因素。看來外表上的「福氣」竟帶來禍患，以貪念進食竟帶來死亡。
富裕國家的人民除了因「營養過暴」（多諷刺的一個詞彙）引致疾病外，還因為「過度舒適」而引致血管退化。
每逢天氣轉變，我們就聽到咳嗽聲、打噴嚏聲、和「通鼻聲」，儼如貝多芬交響樂。我們知道有人打敗仗了，細菌在四周散播。不多久，又多一人「中招」，為甚麼現代人身體如此孱弱？
這叫做「流行性感冒」，現代人對它的認識比身邊的愛人還更深。每次的到訪，都要在我們體內住上數天。期間，我們整個人也被它癱瘓。
據臺灣李豐醫師的論述，現代人的健康危機是血管退化。簡單來說，我們體內的血管愈是暢通就愈能帶走病毒；但現代人的生活形態，卻是以減少四肢活動為時尚，就是娛樂也是坐在電影院內或是卡拉OK內進行，現代人以「舒適」為一切活動的準則，以盡量減少勞動為目標。這樣，祖先遺留給我們用來勞動的四肢漸漸失去靈巧，用來運輸養料以供勞動消耗的血管也就漸漸閉塞起來。
感冒，是一種病毒的入侵，我們體內的白血球受命出動，吞食入侵的病毒，只可惜我們的血管閉塞了，白血球苦於缺乏運輸工具，只能眼巴巴看著病毒節節進逼，打敗仗是勢所難免了。
上天對我們原是不錯的，衪不但給予我們豐足的食物，也給我們覓食的四肢，只是當人們要自私貪婪地求取多於他所需要的，並以此換取勞動，人就反被自己認為幸福的東西所毒害。聖經曾有這樣的記載，寓意相當深刻；話說先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以色列人的神耶和華每天從上降下「嗎哪」，作為他們沿途的食物，只是不許他們把「嗎哪」留存至第二天早晨，否則，留存的「嗎哪」也會生蟲變臭。今天，多餘的食物不是在現代人的體內發霉嗎？
事實卻遠非如此。除了赤貧地區的人民，每天要直接面對饑荒帶來的死亡威脅外，富裕國家的人民的健康實在好不了多少。美國是公認最富裕國家之一，但人民的健康情況卻是糟透了；根據美國公共健康服務的調查，每一百人中，只有一點四人是健康的，美國人患心臟病、癌症、風濕或骨節炎、消化不良等疾病，遠超過貧窮落後的國家。是甚麼令他們的身體如此差勁？
或許你會不大願意相信，他們的禍是從「吃」那裏得回來的。肚腹之欲，是富裕國家人民得到最大滿足的欲念之一。在香港，一半以上的人是吃得「肚滿腸肥」的。包括愛美的女士在內，不少也逃避不了一個小小的「肚腩」，為了要顯得窈窕，女士們以抽得要命的腰帶把「小肚腩」收藏起來。據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社區醫療系的研究顯示，香港的兒童有愈來愈肥胖的趨勢。肥胖的孩子似乎是代表了父母的榮耀，好比農夫的耕耘得到收成一樣。但這個研究的結論卻剛好相反，兒童的身高和體重若超越一定比例，就會對他們的發育有不良的影響。
中國成語「病從口入」，對於今天的富裕國家來說，再沒有更適合的描述了。據西方醫學的發現，富裕國家的人民最容易患上各種「慢性病」，慢性病者，即由於細胞的突變（癌病），或體內器官功能的疲憊而引致的疾病，通常致病成因與現代人的生活形態有關，故又名「文明病」，禍根卻又與人們「吃」的習慣有密切的關係。
「吃」，對於不愁兩餐的我們，早已脫離了「覓食」的階段，轉而是一種享受和貪欲的滿足。在遠古時候，人類「吃」的動機是要使飢餓的感覺消失，在尋覓食物的過程中，他深刻地體會到食物的寶貴，一旦飢餓的感覺消失，就會停止進食。在貧窮的國家，人民平日吃的是清淡的菜蔬，只有在隆重的喜慶日子，才會「劏雞殺鴨」來大吃一頓。但富裕國家人民每天所吃的，盡是各種佳餚美食。每頓飯餐的目標都以「飽」為目標，捋一下脹脹的肚友，臉上掛著歡悅滿足的神情，我們怎樣也料想不到，長此下去，竟然會吃出禍來。
前述的文明病，一言以蔽之，就是人體器官「負荷」過重，特別是食物裏的動物脂肪，更是各種癌症的成因。事實上，「飽」的感覺就是人體的「警告信號」，要是再吃下去，我們的腸胃就會消化不來。現代人不但每餐都鞭策著體內器官趕緊工作，一些不能及時消化的殘留物亦會在我們的體內釋出毒素，毒素的不斷累積成為了致病的因素。看來外表上的「福氣」竟帶來禍患，以貪念進食竟帶來死亡。
富裕國家的人民除了因「營養過暴」（多諷刺的一個詞彙）引致疾病外，還因為「過度舒適」而引致血管退化。
每逢天氣轉變，我們就聽到咳嗽聲、打噴嚏聲、和「通鼻聲」，儼如貝多芬交響樂。我們知道有人打敗仗了，細菌在四周散播。不多久，又多一人「中招」，為甚麼現代人身體如此孱弱？
這叫做「流行性感冒」，現代人對它的認識比身邊的愛人還更深。每次的到訪，都要在我們體內住上數天。期間，我們整個人也被它癱瘓。
據臺灣李豐醫師的論述，現代人的健康危機是血管退化。簡單來說，我們體內的血管愈是暢通就愈能帶走病毒；但現代人的生活形態，卻是以減少四肢活動為時尚，就是娛樂也是坐在電影院內或是卡拉OK內進行，現代人以「舒適」為一切活動的準則，以盡量減少勞動為目標。這樣，祖先遺留給我們用來勞動的四肢漸漸失去靈巧，用來運輸養料以供勞動消耗的血管也就漸漸閉塞起來。
感冒，是一種病毒的入侵，我們體內的白血球受命出動，吞食入侵的病毒，只可惜我們的血管閉塞了，白血球苦於缺乏運輸工具，只能眼巴巴看著病毒節節進逼，打敗仗是勢所難免了。
上天對我們原是不錯的，衪不但給予我們豐足的食物，也給我們覓食的四肢，只是當人們要自私貪婪地求取多於他所需要的，並以此換取勞動，人就反被自己認為幸福的東西所毒害。聖經曾有這樣的記載，寓意相當深刻；話說先知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以色列人的神耶和華每天從上降下「嗎哪」，作為他們沿途的食物，只是不許他們把「嗎哪」留存至第二天早晨，否則，留存的「嗎哪」也會生蟲變臭。今天，多餘的食物不是在現代人的體內發霉嗎？
文明需要信仰
人生世上，不外乎尋求幸福、快樂、自由，這是現代人普遍的意識。至於甚麼是幸福、快樂和自由？現代人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想當然的答案，不用明言，大家心裏有數，以生命的投資說明一切。
西方社會一向被視為最能賦予人民理想的生活：高度的物質享受、教育及資訊的普及、人權獲得尊重……。西方人成了受人羨慕的對象。不過，他們是否真的感到幸福、快樂和自由？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的五月間，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邀請，到華盛頓參加一個有關毒品問題的「工作坊」（workshop）。期間，主辦單位請來不少專家來向我解釋現時全球（當然特別是美國）的毒品問題。吸毒者多是西方富裕國家的人民，如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美國單是華盛頓這個城市，每年有十多名警察死於追緝毒販，醫院面臨最頭痛的問題是因毒品問題引發的暴力事件，和吸毒母親誕下不足磅的嬰兒，監獄的人滿之患全因毒品問題而起。華盛頓市每天都有至少一人死於與毒品有關的事件。
我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安排，到監獄和戒毒所探望吸毒者，他們的故事都在述說這個富裕城市給他們的捆鎖和咒詛。我還記一名吸毒者以低沈得不像一個有情感的人的語調說：「不吸毒，可以做甚麼？」
我們或許會這樣想：這有甚麼大不了！每個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或許他們都是社會的低下階層，自己不發奮圖強，卻自甘墜落，或許他們都是一班該受淘汰的弱者，適應不到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毒品及精神病已成了西方社會的嚴重問題。事實上，只要是曾置身他們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那種無處不在的陰影。一些學者甚至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軌迹；當社會的模式愈是趨向城市化，毒品和精神病的問題就愈是嚴重。
當代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名著《理性的掙扎》（The Sane Society），就以第一章比對西方社會的自殺、殺人、和酗酒的情況，發現丹麥、瑞士、蘇格蘭、瑞典和美國是殺人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佛洛姆寫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五五年，情況可能已有改變，唯一不變的是這些現象背後的「定律」；就是愈是富裕的國家，人民就愈趨向自毀。
「現代人並不快樂！」這句看來甚為主觀的論述卻又是何等的真確！人們在看似不斷「進步」的文明裏卻迷失了生存的意義。今天，若要我們拿出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人們會感到多麼的不安，這是因為他們已對這問題一無所知。讀到古希臘時代的歷史，我的腦海浮現人們圍著談論人生終極意義的情景，縱然意見未必一致，但他們的研討卻使人們更積極的尋求問題的答案。不過，今天提出這問題的人不是被視為「故作高深」，就是膚淺無知，因為「相對主義」已成為現代人最實際、最高深的人生哲理，「世事何曾是絕對？」愈是虛無的道理愈顯出其莫測高深，愈是語帶譏諷的人愈有「道行」。
不過，人始終是人，他尋求事物意義的渴求是無法抑制的，現代人感受到的空虛、無聊和沮喪是因為意義的迷失。
佛洛姆曾引述兩首詩來闡釋現代文明的「擁有意識」。第一首是英國詩人田力遜（Lord Alfred Tennyson）的作品：
「在牆的裂縫中長出的一朵小花，我把你從裂縫中摘下，連根帶葉整株全在我手裏。小花，只要能參透你，根、葉，所有──到底是甚麼？我便了解神的本質，人的奧祕！」
另一首是日本人松尾芭蕉的作品：
「信步偶然見，細看竟然是薺花，開在牆根下。」
信報專欄作家陳永明亦據此寫了一篇「擁有的人生觀」，他說：
「佛洛姆認為田力遜的詩表現出西方這種擁有的人生觀。詩人看到這朵從牆的裂口中逆放出來的小花，卻要摘下來，觀察研究，這個採擷是連根撥起。這朵花，就因為人的好奇，人的觀察，而犧牲了性命。……反觀芭蕉，他的態度就完全兩樣了。他只是觀賞這在牆根下開著薺花，並沒有要擁有、要握在掌中這個意念，他讓花活著，而這朵活著的花也豐富了他的生命。」
現代人放棄尋求事物的意義，高舉相對和虛無主義，其實也只是為了他們追求「不斷擁有」尋找藉口，既然沒有絕對的意義，那最實際的就是追求即時的滿足，擁有更多的物質和權力就是答案。現代人譏笑宗教，卻將「不斷擁有」的意識視若神明。
不過，在不斷擁有的意識下，現代人不但與自然和身邊的人為敵，資源受到耗用，人際間的攻擊性增加，人更與自己為敵；
「金錢沒有造福人類，反而奴役現代人走進背負債務的循環中。」
這是法國生態學家多明尼克．西蒙內（Dominique Simonnet）的名言。香港散文作家李錦洪說得更透切：
「一張十元鈔票，可以換去抬頭挺胸的一生。一種對生命的信念，豈不更可喚起沈醉低頭的靈魂。」
現代人宣稱宗教已不合時宜，他們把信仰歸入迷信的行列。不過，這種斷言卻正是今天人類文明的禍根。現代文明最大的問題是否定了一切超現實的價值，當人只懂注目於改善當下在存處境的福祉時，人將會變得自私和醜陋。人只顧滿足一己（或是人類作為一個羣體）的喜悅，人將會無視人應有的尊嚴和道德責任，而這正是現代人放棄信仰的後果。
荷李活電影《童年無悔》（The Lord of Flies）描述一班兒童軍人意外地流落荒島。起初，在上校羅富的領導下，這班兒童軍人頗能守望相助。後來，積克推翻了羅富的領導，並且以孤立至追殺的手段，逼得起初站在羅富那邊的一羣，或是倒戈相向，或是喪失生命。羅富在生命受到威的時刻，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一隊美國空軍在巡邏時發現了羅富在山上直燃點的營火，於是前赴荒島，卻發現一班打扮作獵人的兒童，正拿著茅枝瘋狂地追殺羅富。軍官被這情景嚇呆，問：「你們在做甚麼？」
羅富與積克的衝突，在於他們對生存處境有不同的理解和態度。羅富認為，流落荒島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期，故他們應該要做的，是保持山上的營火信號，期望得到拯救，在這種得到拯救的信念下，這班小軍人較能能保持他們的紀律。但積克不久已放棄了得到拯救的期望，他轉而把注目點放於如何改善當下的處境，使生活過得溫飽和有點樂趣，於是他帶著一班羣黨（gang）開始進行狩獵。漸漸地，由他所訂立的遊戲規則變成不擇手段，目的是使自己和他的羣黨生活過得容易一點。不過，後果是他們愈來愈活得不像人，他們把臉塗污，自稱是狩獵者（hunter），放下一切人類的尊嚴和倫理的規範，以欲望（drive）為行事的動力，在電影的鏡頭下，他們已淪為動物。電影的結尾，以美軍官一句「你們在做甚麼」，可說是導演對現代文明的一句質詢。
我們在做甚麼？不論是農業、工業或是資訊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人類的注意力從來沒有離開過從大自然、從別的國家、從別的社羣、從別人手裏，攫取更多資源。過去，人類以赤裸的暴力達致目標，今天卻以制度堂而皇之的進行剝削，這就是為甚麼有人營養過暴，有人卻營養不良而死。
本來，追求改善生存處理的福祉是沒有錯的，問題是人只著眼於此，很容易流於功能主義，一切有實利的為之對；否則，為之沒有意義。在這種意識的帶導下，人失去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價值標準，那就是人的尊嚴和道德責任。
當代科學家阿爾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
「科學無宗教則為瘸子，宗教無科學則是盲人。」
當代哲學大師波柏爾（Kerl Popper）也曾說：
「人類不能在缺乏信仰的情況下而能活下去，科學與宗教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衝突，在目下早已應過去了。」
現代人反對信仰，不一定基於理性，或許只是人云亦云的執迷。事實上，當我們看到人類的知識幫助了我們生產武器，在戰場上消滅無數的生命，或是科技如何協助我們耗用地球的資源，人類的理性卻無力加以控制。甚而，當理性以價值中立的面目，與科學結合起來，將人類「物化」，人其實是步向「理性的野獸」。真正的理性必然是尋求事物的真象，並以道德勇氣來規範自身的行為，亦只有這樣，人才配稱為人，並與自然、人際和自己保持和諧的關係，人才會感到真正的幸福、快樂和自由。
西方社會一向被視為最能賦予人民理想的生活：高度的物質享受、教育及資訊的普及、人權獲得尊重……。西方人成了受人羨慕的對象。不過，他們是否真的感到幸福、快樂和自由？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的五月間，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邀請，到華盛頓參加一個有關毒品問題的「工作坊」（workshop）。期間，主辦單位請來不少專家來向我解釋現時全球（當然特別是美國）的毒品問題。吸毒者多是西方富裕國家的人民，如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美國單是華盛頓這個城市，每年有十多名警察死於追緝毒販，醫院面臨最頭痛的問題是因毒品問題引發的暴力事件，和吸毒母親誕下不足磅的嬰兒，監獄的人滿之患全因毒品問題而起。華盛頓市每天都有至少一人死於與毒品有關的事件。
我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安排，到監獄和戒毒所探望吸毒者，他們的故事都在述說這個富裕城市給他們的捆鎖和咒詛。我還記一名吸毒者以低沈得不像一個有情感的人的語調說：「不吸毒，可以做甚麼？」
我們或許會這樣想：這有甚麼大不了！每個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或許他們都是社會的低下階層，自己不發奮圖強，卻自甘墜落，或許他們都是一班該受淘汰的弱者，適應不到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毒品及精神病已成了西方社會的嚴重問題。事實上，只要是曾置身他們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那種無處不在的陰影。一些學者甚至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軌迹；當社會的模式愈是趨向城市化，毒品和精神病的問題就愈是嚴重。
當代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名著《理性的掙扎》（The Sane Society），就以第一章比對西方社會的自殺、殺人、和酗酒的情況，發現丹麥、瑞士、蘇格蘭、瑞典和美國是殺人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佛洛姆寫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五五年，情況可能已有改變，唯一不變的是這些現象背後的「定律」；就是愈是富裕的國家，人民就愈趨向自毀。
「現代人並不快樂！」這句看來甚為主觀的論述卻又是何等的真確！人們在看似不斷「進步」的文明裏卻迷失了生存的意義。今天，若要我們拿出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人們會感到多麼的不安，這是因為他們已對這問題一無所知。讀到古希臘時代的歷史，我的腦海浮現人們圍著談論人生終極意義的情景，縱然意見未必一致，但他們的研討卻使人們更積極的尋求問題的答案。不過，今天提出這問題的人不是被視為「故作高深」，就是膚淺無知，因為「相對主義」已成為現代人最實際、最高深的人生哲理，「世事何曾是絕對？」愈是虛無的道理愈顯出其莫測高深，愈是語帶譏諷的人愈有「道行」。
不過，人始終是人，他尋求事物意義的渴求是無法抑制的，現代人感受到的空虛、無聊和沮喪是因為意義的迷失。
佛洛姆曾引述兩首詩來闡釋現代文明的「擁有意識」。第一首是英國詩人田力遜（Lord Alfred Tennyson）的作品：
「在牆的裂縫中長出的一朵小花，我把你從裂縫中摘下，連根帶葉整株全在我手裏。小花，只要能參透你，根、葉，所有──到底是甚麼？我便了解神的本質，人的奧祕！」
另一首是日本人松尾芭蕉的作品：
「信步偶然見，細看竟然是薺花，開在牆根下。」
信報專欄作家陳永明亦據此寫了一篇「擁有的人生觀」，他說：
「佛洛姆認為田力遜的詩表現出西方這種擁有的人生觀。詩人看到這朵從牆的裂口中逆放出來的小花，卻要摘下來，觀察研究，這個採擷是連根撥起。這朵花，就因為人的好奇，人的觀察，而犧牲了性命。……反觀芭蕉，他的態度就完全兩樣了。他只是觀賞這在牆根下開著薺花，並沒有要擁有、要握在掌中這個意念，他讓花活著，而這朵活著的花也豐富了他的生命。」
現代人放棄尋求事物的意義，高舉相對和虛無主義，其實也只是為了他們追求「不斷擁有」尋找藉口，既然沒有絕對的意義，那最實際的就是追求即時的滿足，擁有更多的物質和權力就是答案。現代人譏笑宗教，卻將「不斷擁有」的意識視若神明。
不過，在不斷擁有的意識下，現代人不但與自然和身邊的人為敵，資源受到耗用，人際間的攻擊性增加，人更與自己為敵；
「金錢沒有造福人類，反而奴役現代人走進背負債務的循環中。」
這是法國生態學家多明尼克．西蒙內（Dominique Simonnet）的名言。香港散文作家李錦洪說得更透切：
「一張十元鈔票，可以換去抬頭挺胸的一生。一種對生命的信念，豈不更可喚起沈醉低頭的靈魂。」
現代人宣稱宗教已不合時宜，他們把信仰歸入迷信的行列。不過，這種斷言卻正是今天人類文明的禍根。現代文明最大的問題是否定了一切超現實的價值，當人只懂注目於改善當下在存處境的福祉時，人將會變得自私和醜陋。人只顧滿足一己（或是人類作為一個羣體）的喜悅，人將會無視人應有的尊嚴和道德責任，而這正是現代人放棄信仰的後果。
荷李活電影《童年無悔》（The Lord of Flies）描述一班兒童軍人意外地流落荒島。起初，在上校羅富的領導下，這班兒童軍人頗能守望相助。後來，積克推翻了羅富的領導，並且以孤立至追殺的手段，逼得起初站在羅富那邊的一羣，或是倒戈相向，或是喪失生命。羅富在生命受到威的時刻，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一隊美國空軍在巡邏時發現了羅富在山上直燃點的營火，於是前赴荒島，卻發現一班打扮作獵人的兒童，正拿著茅枝瘋狂地追殺羅富。軍官被這情景嚇呆，問：「你們在做甚麼？」
羅富與積克的衝突，在於他們對生存處境有不同的理解和態度。羅富認為，流落荒島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期，故他們應該要做的，是保持山上的營火信號，期望得到拯救，在這種得到拯救的信念下，這班小軍人較能能保持他們的紀律。但積克不久已放棄了得到拯救的期望，他轉而把注目點放於如何改善當下的處境，使生活過得溫飽和有點樂趣，於是他帶著一班羣黨（gang）開始進行狩獵。漸漸地，由他所訂立的遊戲規則變成不擇手段，目的是使自己和他的羣黨生活過得容易一點。不過，後果是他們愈來愈活得不像人，他們把臉塗污，自稱是狩獵者（hunter），放下一切人類的尊嚴和倫理的規範，以欲望（drive）為行事的動力，在電影的鏡頭下，他們已淪為動物。電影的結尾，以美軍官一句「你們在做甚麼」，可說是導演對現代文明的一句質詢。
我們在做甚麼？不論是農業、工業或是資訊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人類的注意力從來沒有離開過從大自然、從別的國家、從別的社羣、從別人手裏，攫取更多資源。過去，人類以赤裸的暴力達致目標，今天卻以制度堂而皇之的進行剝削，這就是為甚麼有人營養過暴，有人卻營養不良而死。
本來，追求改善生存處理的福祉是沒有錯的，問題是人只著眼於此，很容易流於功能主義，一切有實利的為之對；否則，為之沒有意義。在這種意識的帶導下，人失去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價值標準，那就是人的尊嚴和道德責任。
當代科學家阿爾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
「科學無宗教則為瘸子，宗教無科學則是盲人。」
當代哲學大師波柏爾（Kerl Popper）也曾說：
「人類不能在缺乏信仰的情況下而能活下去，科學與宗教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衝突，在目下早已應過去了。」
現代人反對信仰，不一定基於理性，或許只是人云亦云的執迷。事實上，當我們看到人類的知識幫助了我們生產武器，在戰場上消滅無數的生命，或是科技如何協助我們耗用地球的資源，人類的理性卻無力加以控制。甚而，當理性以價值中立的面目，與科學結合起來，將人類「物化」，人其實是步向「理性的野獸」。真正的理性必然是尋求事物的真象，並以道德勇氣來規範自身的行為，亦只有這樣，人才配稱為人，並與自然、人際和自己保持和諧的關係，人才會感到真正的幸福、快樂和自由。
真正的信仰
我們常聽到這樣的言論；不論是功利主義、理性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甚至是無神論，都是「信仰」的一種。因為這些信念都在影響我們的行事為人，嚴謹點說，這些信念是我們安身立命的座標，難道還不能稱之謂信仰？
信仰的定義實在很難一言以概之，只恐怕會流於簡化和專制。不過，若不為信仰正名，信仰最後只會淪為一個意義迷糊、可有可無的術語，名存而實亡。
人類的文明中曾經出現不少信念，有屬於社會制度的信念，也有屬人生哲學的信念，人們都試圖建立一個統攝一切的總因，以此作為支點，解釋世界和其上一切的現象，並作為人類行為的導引。這反映出人擁有尋求真理的本性。
不過，這些信念卻不一定是產生積極正面的效果，相反地，卻可能帶導人類走向窮途的死巷，得配稱為信仰的，應該帶領人類走向光明的大道，正如當代哲學大師史懷哲所言：
「文明的未來仰賴我們能否克服今天人們思想和信念上的無意義與無望之感，而達到一個具有嶄新希望和肯定的地步。」
史懷哲強調的是以一個樂觀和基於倫理的世界觀重建人類文明，這實在是對現代文明一個甚具洞察力的診斷，以下我嘗試基於這個前設，為信仰定下一些原則。
首先，若一些信念只會叫人淪為動物，只懂滿足生理渴求，這些信念把人「非人化」，屬魔道。「唯物的機械論」把世界及其上的一切都視作為沒有生命的機器，而人就只是經由進化而成的經濟生物，他的一切都建基於其生存的物質環境。「人文主義」者原本與這樣的信念誓不兩立，他們正是要回復人應有的面貌，他們關切人的福祉。不過，人文主義的政策是以人文為先，關心的是現世的生活。這本來是一個積極的精神，但一些人文主義者由於過分地關注生存的福祉，反而忽略了人在精神及倫理的狀況，在他們的帶領下，人還是淪為動物般只懂得尋覓肚腹之欲的滿足。
信仰必須能提升人的道德情操，使人排除自私自利的價值系統，並體認到他們的道德責任，活出一個有人類尊嚴的生命樣式。
另外，一些信念若使人消沈、混亂、否定生命意義，這樣的信念消耗生命的意志，不配稱為信仰。「存在主義」者成功地描述人類的困苦狀況，不過，他們讓問題成為結論，人生就如一齣荒唐劇，不論願意與否，人還是需要勇敢地面對現實。不過，這裏的「勇敢」還是多少帶點無奈。事實上，一個更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結束生命，讓人的自主權得到最高度的發揮，是以不少信奉「存在主義」的人，生命對他們來說是受罪，用結束生命來抗議現實的人生也不少。
信仰必須能使人覺察生命的意義，並且以正面積極向上的態度迎向生命。
也有一些信念叫人放棄自身作為人的責任，逃避凡塵俗世，或叫人一式化的過活，這樣的信念不能涵蓋生命。一些以修道避世的宗教，鼓勵信奉者離開家園和社羣，以自己的修身為人生唯一的任務，這並不能體現生命的多元化。
信仰必須能協助人完成他作為人的責任，人的責任大致分為四方面；人對自己、社羣、大自然和屬靈界（spiritual world）均有責任。
每一個人的生存環境和內在條件都是獨特的。沒有一個人的際遇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人的性格和智慧是齊同的，正由於這種獨特性，以致我們在世上應走一條怎樣的路也是獨一的。信仰必須能使人覺察並承認自己的獨特性，並使之積極地完成這個獨特的生命（self actualization）。
現實的處境裏，人生存的環境就有他人的同時存在。社會學家說，人為了生存，所以要與他人採取妥協和合作的關係，這是一種低層次的描述。信仰除了使人覺察到自我的獨特性，也應使我們認同並珍惜別人的獨特性。由這樣的認知發展成為對他人「愛」。這樣的愛促使人跳出一己的框框，放棄個人的私利，願意為他人並由無數個他人所組成的社羣尋求福祉。
人生存於大自然的供應下，也在生活裏不斷鑄造大自然，人類對大自然的責任是不言而喻的。信仰應能使人了解自己在大自然的角色，在一個正確的定位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最後，人對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屬靈界也有責任。現代人否定一切他們五觀所不能感受的東西；這種所謂的「科學」或「實證主義」，提倡只有藉著觀察和經驗所得的知識方為正確。事實上，這種近乎專橫的知識論以劃一的標準把科學或實證以外的事實一概摒諸門外。一個最常用的例子，「愛」是需要人經過心靈才能真正領會得到的，愛是看不見、觸不著，也嗅不到的，但沒有人能否定愛的存在。
屬靈界的存在是不能實證的，卻是我們的心靈所能夠感應得到的，是以中西哲學家都以不同的進路研究「天」、「道」、或「上帝」。中國成語「人窮則呼天」頗能描述人感知超越肉身以外的屬靈界。信仰應能協助我們與屬靈界保持正確的關係，這絕不應被視為無聊或次要。事實上，人只要保持謙虛的心靈，當我們尋求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很難不會觸及這方面的責任。只有是當人營營役役，自以為聰明絕頂，否定屬靈界的存在，他們其實只是逃避了一個比現實生活更實在的課題。因為只有我們在屬靈界尋得精神的支點，才能以此作為現實生活的導引，亦只有這樣，我們的人性才得以完全。
信仰的定義實在很難一言以概之，只恐怕會流於簡化和專制。不過，若不為信仰正名，信仰最後只會淪為一個意義迷糊、可有可無的術語，名存而實亡。
人類的文明中曾經出現不少信念，有屬於社會制度的信念，也有屬人生哲學的信念，人們都試圖建立一個統攝一切的總因，以此作為支點，解釋世界和其上一切的現象，並作為人類行為的導引。這反映出人擁有尋求真理的本性。
不過，這些信念卻不一定是產生積極正面的效果，相反地，卻可能帶導人類走向窮途的死巷，得配稱為信仰的，應該帶領人類走向光明的大道，正如當代哲學大師史懷哲所言：
「文明的未來仰賴我們能否克服今天人們思想和信念上的無意義與無望之感，而達到一個具有嶄新希望和肯定的地步。」
史懷哲強調的是以一個樂觀和基於倫理的世界觀重建人類文明，這實在是對現代文明一個甚具洞察力的診斷，以下我嘗試基於這個前設，為信仰定下一些原則。
首先，若一些信念只會叫人淪為動物，只懂滿足生理渴求，這些信念把人「非人化」，屬魔道。「唯物的機械論」把世界及其上的一切都視作為沒有生命的機器，而人就只是經由進化而成的經濟生物，他的一切都建基於其生存的物質環境。「人文主義」者原本與這樣的信念誓不兩立，他們正是要回復人應有的面貌，他們關切人的福祉。不過，人文主義的政策是以人文為先，關心的是現世的生活。這本來是一個積極的精神，但一些人文主義者由於過分地關注生存的福祉，反而忽略了人在精神及倫理的狀況，在他們的帶領下，人還是淪為動物般只懂得尋覓肚腹之欲的滿足。
信仰必須能提升人的道德情操，使人排除自私自利的價值系統，並體認到他們的道德責任，活出一個有人類尊嚴的生命樣式。
另外，一些信念若使人消沈、混亂、否定生命意義，這樣的信念消耗生命的意志，不配稱為信仰。「存在主義」者成功地描述人類的困苦狀況，不過，他們讓問題成為結論，人生就如一齣荒唐劇，不論願意與否，人還是需要勇敢地面對現實。不過，這裏的「勇敢」還是多少帶點無奈。事實上，一個更合乎邏輯的結論是結束生命，讓人的自主權得到最高度的發揮，是以不少信奉「存在主義」的人，生命對他們來說是受罪，用結束生命來抗議現實的人生也不少。
信仰必須能使人覺察生命的意義，並且以正面積極向上的態度迎向生命。
也有一些信念叫人放棄自身作為人的責任，逃避凡塵俗世，或叫人一式化的過活，這樣的信念不能涵蓋生命。一些以修道避世的宗教，鼓勵信奉者離開家園和社羣，以自己的修身為人生唯一的任務，這並不能體現生命的多元化。
信仰必須能協助人完成他作為人的責任，人的責任大致分為四方面；人對自己、社羣、大自然和屬靈界（spiritual world）均有責任。
每一個人的生存環境和內在條件都是獨特的。沒有一個人的際遇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人的性格和智慧是齊同的，正由於這種獨特性，以致我們在世上應走一條怎樣的路也是獨一的。信仰必須能使人覺察並承認自己的獨特性，並使之積極地完成這個獨特的生命（self actualization）。
現實的處境裏，人生存的環境就有他人的同時存在。社會學家說，人為了生存，所以要與他人採取妥協和合作的關係，這是一種低層次的描述。信仰除了使人覺察到自我的獨特性，也應使我們認同並珍惜別人的獨特性。由這樣的認知發展成為對他人「愛」。這樣的愛促使人跳出一己的框框，放棄個人的私利，願意為他人並由無數個他人所組成的社羣尋求福祉。
人生存於大自然的供應下，也在生活裏不斷鑄造大自然，人類對大自然的責任是不言而喻的。信仰應能使人了解自己在大自然的角色，在一個正確的定位下，與大自然和諧共處。
最後，人對肉眼所不能看見的屬靈界也有責任。現代人否定一切他們五觀所不能感受的東西；這種所謂的「科學」或「實證主義」，提倡只有藉著觀察和經驗所得的知識方為正確。事實上，這種近乎專橫的知識論以劃一的標準把科學或實證以外的事實一概摒諸門外。一個最常用的例子，「愛」是需要人經過心靈才能真正領會得到的，愛是看不見、觸不著，也嗅不到的，但沒有人能否定愛的存在。
屬靈界的存在是不能實證的，卻是我們的心靈所能夠感應得到的，是以中西哲學家都以不同的進路研究「天」、「道」、或「上帝」。中國成語「人窮則呼天」頗能描述人感知超越肉身以外的屬靈界。信仰應能協助我們與屬靈界保持正確的關係，這絕不應被視為無聊或次要。事實上，人只要保持謙虛的心靈，當我們尋求生命終極意義的問題，很難不會觸及這方面的責任。只有是當人營營役役，自以為聰明絕頂，否定屬靈界的存在，他們其實只是逃避了一個比現實生活更實在的課題。因為只有我們在屬靈界尋得精神的支點，才能以此作為現實生活的導引，亦只有這樣，我們的人性才得以完全。
流浪者之旅
自從人開始了他在地球的旅程，他就成了一名探索者，在他面前，有無數的可能，他隨著自己的喜悅，鑄造著地球的面貌，同時也鑄造著自己的命運，因為，他一切的抉擇都為地球和自己帶來一連串的後果。
人類在高度科技的發展當中，似乎已征服了大自然，人運用智慧逐一地「解決」了不少難題。美國總統布殊以戰爭解決了波斯灣危機、科學家以先進的科技解決油污的問題。直至波斯灣戰爭結束，我們仍然聽到一些樂觀的言論，表示人類的科技已能使戰爭在短時間內完成，又說資訊的流通已使邪惡的勢力再不能抬頭，一些將來學者為我們向未來繪劃美麗的藍圖。他們彷彿看不見，所謂的「解決」問題，只是人類不斷「補鑊」的措施，問題的核心卻沒有處理，而「鑊」只會愈來愈多和棘手。
時至今天，人類面對的前景是如何？若不是學者們危言聳聽，我們正面對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人類一直認為自己能掌握未來，並引以為傲。不過，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誠實的學者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迷失的年代，沒有人知道它的軌迹，甚麼事情也會發生，並且已超出人類所能控制的範圍，是以危機的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高漲，生態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不過，更嚴重的是，人類在這個地球的旅程中似乎已迷失方向，我們暴露於愈來愈深的危機中，失去了身分和存在的意義，精神陷於崩潰的邊緣，這彷彿是城市人共有的經歷，當我們盡興而返，或是擠擁在滿了人羣的車廂中，又或是偶然的獨處一室，那種空虛和惘然不知所以的情緒驟然而來。
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存有（Being），人類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別從物質環境、意識和精神嘗試描述人的存在狀態，顯示人的複雜性質。不過，這樣的研究最終只能告訴我們人是甚麼，卻不能為我們解答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從那裏來，為甚麼來到？和將會往何處？存在主義者正確之處，是他們看到存在的困局，而事實上，存在主義者正是絕望於找不到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人類文明的禍患也始於人受到五彩繽紛的物質世界的吸引，他一步一步的隨著吸引的方向前行，直至遠離家鄉，他頓然發現身處於既陌生又可怕的環境，他呼喊，處境卻絲毫沒有改善。
不過，他們最少覺察問題的存在，或許有機會尋找折返家鄉的路徑，這卻不是每個人也能做到，現代文明給予人類極豐裕的物質享受，同一時間，我們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是以現代人時常埋怨忙碌，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重重捆鎖下，不少人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好久已沒有想過一些如何維生以外的事情了，就好像家禽失去覓食的本能，人要思想人生意義的問題也頓然不知所措。
為了要減輕自己內心尋索意義的渴求，一些人惟有讓自己相信：「人生不過是一刹那的意外事件，當中沒有甚麼意義存在。」或有說：「做人但求心中無愧，盡了本分就是了。」心理學家說，人是一種懂得自圓其說的生物，不過自圓其說並不等於事實，也不能長期地把問題壓下來。死亡的降臨使不少人霎時發現一生人的渾噩無聊，在悲歎中黯然離世。
價值與意義的探討，是動物世界裏所沒有的概念，只有人才會尋索物質以外的精神領域。一件微少的工作，人都有目的而行。好比船在海中航行，若船員不知道目的地何在，起初航海帶來的新鮮感或許仍能使他們樂在其中，但無止境的漂流終會使他們對航行的意義產生疑問。
我們都會記得，兒時的世界充滿了樂趣，第一次的游泳，那種浮沈的感覺使我們多麼雀躍，學校旅行日的前一晚，我們會興奮得無法入睡，沒有甚麼食物在我們的嘴裏是不好吃的。不過，踏進成人的世界後，一切事物對我們來說都成了平淡無奇，興奮的經驗愈來愈少，我們開始時常抱怨，這樣那樣的食物不好吃，生命由起初的趣味盎然變成無盡的煎熬，甚至有這樣的說法，死亡是生命的一大解脫。
一齣名為《等待果陀》的話劇，內容描述一對朋友在街角等待名叫果陀的人出現，期間，他們間斷地重複這樣的對白：「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其中一人甚至提義用吊頸來打發日子，話劇充滿了荒誕的情調。這齣話劇的主旨是對人生的嘲諷，人每天的生活就好像在打發日子，他們一直等待的是「救贖」的出現，而所謂「救贖」，就是賦予他們生命意義的東西。可惜，對大部分人來說，「救贖」最終沒有出現。
德國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在《生之勇氣》（The Courage To Be）一書裏，描述人有三種形態的焦慮（anxiety）。
一是命運與死亡的焦慮，生命中充滿了不可預測和捉摸的偶然性，在短暫的生命裏，我們在此時而不在彼時存在，這不是從邏輯推理可以理解，生命偶然的開始和結束；似乎都不受人控制，而是被「賦予」的。死亡的來臨更是意味著自我的全部喪失，生命的偶然性在此高度表現出來。
二是空虛與無意義的焦慮；正如前述，人天生尋求意義與價值，這屬於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各人自我肯定的方式不同，有人從創作性的行為裏，因參與改變客觀的環境而獲得意義，不過當這種創造熱情隨著時日淡化而轉變為「冷漠」或「厭惡」，當嘗試了一切，也對一切失望，過去無論曾經多麼鍾愛的信念內容，今天已無法再給我們提供一點意義。一些人因而掙扎於尋求或蓄意地製造一點精神的自我肯定，卻陷入更深沈的焦慮。
三是罪債與被定罪的焦慮，人類除了需要精神上的自我肯定，也需要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人自覺應該要成為那一種人，不過在他有限度的自由裏，他總是因為種種的阻礙下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或是因為他內裏總有另一種能力反抗道德的呼召，由此而在他的內心產生罪債和被定罪的焦慮。
有說，我們這個年代是「後存在主義」的年代，現代人就是連焦慮的情緒也已經放棄，取而代之是近乎虛無的冷淡（indlifference），人們不為甚麼地做事，沒有動機和計劃，一切只屬於此時和此地。說得動聽點，人注重體驗不同時刻的生命；說得實在點，人成了流浪者，不知道自己要尋找甚麼，只得隨著現實漂流。所以現代人的性格都是和稀泥的，他們不會執著於任何理想，對世界和自己都不再有要求，他們有強烈的宿命心態，迷信於命理風水，是和非已不大重要，只要能樂在其中就是了。
不論現代人如何為這樣的狀態辯護，或說這是現實，或說這是時化的思潮，這樣的狀態並不使人快樂。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人的快樂乃建基於他的願望得以達成，但當人再沒有期望時，也就失去快樂的機制。
正如心理學家法蘭高（Frankl）所言，人之所以為人建基於三個因素；人的靈性、人的自由和人的責任，人若感受不到這三個因素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感到快樂。現代人的生活形態和思想方式卻在在否定這些因素，人如物般過活，人的肉體和慾望得到盡量的滿足，靈性卻受到盡量的壓縮；人受制於環境的操縱，當世界愈來愈一體化時，當強大的資訊網絡使個人再無私人空間，人感受到的環境壓力只會愈來愈大，而人的自由亦隨之愈來愈少；當整個社會也在流散「想做就去做」的意識，現代人身處紛雜的世界現象，卻缺乏一套整全的世界觀來理解，他們趨向不再講求責任，純以功利來判別是非。
現代人需要的是「救贖」，或是一種「甦醒」。人一直信賴憑藉自己的探索，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卻在探索的旅程中愈行愈遠，離開了起點，在徬徨中不知去向。這看似荒謬，實情是人不斷尋索，卻自陷迷陣，離開了生命的實底。人想得複雜，卻遠離真理，到頭來才發現生命的意義和真相都早已彰顯，近在咫尺，簡單而清晰，只是人一直拒絕接受。
人類在高度科技的發展當中，似乎已征服了大自然，人運用智慧逐一地「解決」了不少難題。美國總統布殊以戰爭解決了波斯灣危機、科學家以先進的科技解決油污的問題。直至波斯灣戰爭結束，我們仍然聽到一些樂觀的言論，表示人類的科技已能使戰爭在短時間內完成，又說資訊的流通已使邪惡的勢力再不能抬頭，一些將來學者為我們向未來繪劃美麗的藍圖。他們彷彿看不見，所謂的「解決」問題，只是人類不斷「補鑊」的措施，問題的核心卻沒有處理，而「鑊」只會愈來愈多和棘手。
時至今天，人類面對的前景是如何？若不是學者們危言聳聽，我們正面對一個危機重重的時代，人類一直認為自己能掌握未來，並引以為傲。不過，踏進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誠實的學者會告訴我們，這是一個迷失的年代，沒有人知道它的軌迹，甚麼事情也會發生，並且已超出人類所能控制的範圍，是以危機的意識從來沒有像今天那麼高漲，生態危機、政治危機、經濟危機……不過，更嚴重的是，人類在這個地球的旅程中似乎已迷失方向，我們暴露於愈來愈深的危機中，失去了身分和存在的意義，精神陷於崩潰的邊緣，這彷彿是城市人共有的經歷，當我們盡興而返，或是擠擁在滿了人羣的車廂中，又或是偶然的獨處一室，那種空虛和惘然不知所以的情緒驟然而來。
人，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存有（Being），人類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分別從物質環境、意識和精神嘗試描述人的存在狀態，顯示人的複雜性質。不過，這樣的研究最終只能告訴我們人是甚麼，卻不能為我們解答更重要的問題：我們從那裏來，為甚麼來到？和將會往何處？存在主義者正確之處，是他們看到存在的困局，而事實上，存在主義者正是絕望於找不到這三個問題的答案，人類文明的禍患也始於人受到五彩繽紛的物質世界的吸引，他一步一步的隨著吸引的方向前行，直至遠離家鄉，他頓然發現身處於既陌生又可怕的環境，他呼喊，處境卻絲毫沒有改善。
不過，他們最少覺察問題的存在，或許有機會尋找折返家鄉的路徑，這卻不是每個人也能做到，現代文明給予人類極豐裕的物質享受，同一時間，我們需要付出極大的代價，是以現代人時常埋怨忙碌，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重重捆鎖下，不少人失去了思想的自由，好久已沒有想過一些如何維生以外的事情了，就好像家禽失去覓食的本能，人要思想人生意義的問題也頓然不知所措。
為了要減輕自己內心尋索意義的渴求，一些人惟有讓自己相信：「人生不過是一刹那的意外事件，當中沒有甚麼意義存在。」或有說：「做人但求心中無愧，盡了本分就是了。」心理學家說，人是一種懂得自圓其說的生物，不過自圓其說並不等於事實，也不能長期地把問題壓下來。死亡的降臨使不少人霎時發現一生人的渾噩無聊，在悲歎中黯然離世。
價值與意義的探討，是動物世界裏所沒有的概念，只有人才會尋索物質以外的精神領域。一件微少的工作，人都有目的而行。好比船在海中航行，若船員不知道目的地何在，起初航海帶來的新鮮感或許仍能使他們樂在其中，但無止境的漂流終會使他們對航行的意義產生疑問。
我們都會記得，兒時的世界充滿了樂趣，第一次的游泳，那種浮沈的感覺使我們多麼雀躍，學校旅行日的前一晚，我們會興奮得無法入睡，沒有甚麼食物在我們的嘴裏是不好吃的。不過，踏進成人的世界後，一切事物對我們來說都成了平淡無奇，興奮的經驗愈來愈少，我們開始時常抱怨，這樣那樣的食物不好吃，生命由起初的趣味盎然變成無盡的煎熬，甚至有這樣的說法，死亡是生命的一大解脫。
一齣名為《等待果陀》的話劇，內容描述一對朋友在街角等待名叫果陀的人出現，期間，他們間斷地重複這樣的對白：「現在是甚麼時候了？我們可以做些甚麼？」其中一人甚至提義用吊頸來打發日子，話劇充滿了荒誕的情調。這齣話劇的主旨是對人生的嘲諷，人每天的生活就好像在打發日子，他們一直等待的是「救贖」的出現，而所謂「救贖」，就是賦予他們生命意義的東西。可惜，對大部分人來說，「救贖」最終沒有出現。
德國神學家保羅．田立克（Paul Tillich）在《生之勇氣》（The Courage To Be）一書裏，描述人有三種形態的焦慮（anxiety）。
一是命運與死亡的焦慮，生命中充滿了不可預測和捉摸的偶然性，在短暫的生命裏，我們在此時而不在彼時存在，這不是從邏輯推理可以理解，生命偶然的開始和結束；似乎都不受人控制，而是被「賦予」的。死亡的來臨更是意味著自我的全部喪失，生命的偶然性在此高度表現出來。
二是空虛與無意義的焦慮；正如前述，人天生尋求意義與價值，這屬於精神上的自我肯定。各人自我肯定的方式不同，有人從創作性的行為裏，因參與改變客觀的環境而獲得意義，不過當這種創造熱情隨著時日淡化而轉變為「冷漠」或「厭惡」，當嘗試了一切，也對一切失望，過去無論曾經多麼鍾愛的信念內容，今天已無法再給我們提供一點意義。一些人因而掙扎於尋求或蓄意地製造一點精神的自我肯定，卻陷入更深沈的焦慮。
三是罪債與被定罪的焦慮，人類除了需要精神上的自我肯定，也需要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人自覺應該要成為那一種人，不過在他有限度的自由裏，他總是因為種種的阻礙下不能實現自己的理想，或是因為他內裏總有另一種能力反抗道德的呼召，由此而在他的內心產生罪債和被定罪的焦慮。
有說，我們這個年代是「後存在主義」的年代，現代人就是連焦慮的情緒也已經放棄，取而代之是近乎虛無的冷淡（indlifference），人們不為甚麼地做事，沒有動機和計劃，一切只屬於此時和此地。說得動聽點，人注重體驗不同時刻的生命；說得實在點，人成了流浪者，不知道自己要尋找甚麼，只得隨著現實漂流。所以現代人的性格都是和稀泥的，他們不會執著於任何理想，對世界和自己都不再有要求，他們有強烈的宿命心態，迷信於命理風水，是和非已不大重要，只要能樂在其中就是了。
不論現代人如何為這樣的狀態辯護，或說這是現實，或說這是時化的思潮，這樣的狀態並不使人快樂。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人的快樂乃建基於他的願望得以達成，但當人再沒有期望時，也就失去快樂的機制。
正如心理學家法蘭高（Frankl）所言，人之所以為人建基於三個因素；人的靈性、人的自由和人的責任，人若感受不到這三個因素的存在，根本不可能感到快樂。現代人的生活形態和思想方式卻在在否定這些因素，人如物般過活，人的肉體和慾望得到盡量的滿足，靈性卻受到盡量的壓縮；人受制於環境的操縱，當世界愈來愈一體化時，當強大的資訊網絡使個人再無私人空間，人感受到的環境壓力只會愈來愈大，而人的自由亦隨之愈來愈少；當整個社會也在流散「想做就去做」的意識，現代人身處紛雜的世界現象，卻缺乏一套整全的世界觀來理解，他們趨向不再講求責任，純以功利來判別是非。
現代人需要的是「救贖」，或是一種「甦醒」。人一直信賴憑藉自己的探索，可以找到生命的答案，卻在探索的旅程中愈行愈遠，離開了起點，在徬徨中不知去向。這看似荒謬，實情是人不斷尋索，卻自陷迷陣，離開了生命的實底。人想得複雜，卻遠離真理，到頭來才發現生命的意義和真相都早已彰顯，近在咫尺，簡單而清晰，只是人一直拒絕接受。
創造與救贖的信仰
「一個人惟有當他有如上帝，並且和上帝共同生活時，他才成為一個人」── 奈爾（Stephen Neil）
人要尋索生活的意義，首先要對自身的身分得到定位，才有支點（reference point）解釋人生，是以人必須先尋得三個基本問題的答案；我究竟從那裏來（或說我是誰）？我為甚麼來到（或說我來世的使命是甚麼）？和我將往何處去（尋求永恆的歸宿）。
現代人一般傾向接受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原因是這樣的解釋看來科學化一點。當然，從來沒有很多人真的花心思研究進化論，他們接納這樣的解釋純粹是對科學投出信任的一票。科學的權威甚至伸廷至哲學的範疇，凡是不能證實的東西就不可接納。縱然不少學者已提出科學的權威只應在描述物質世界的現象，而不在解釋世界本體的由來，但講求客觀和理性的現代人，對科學主義的擁護絲毫沒有減退，在把信奉宗教的人士標籤為「迷信族羣」的同時，他們卻從不反省自己對科學的迷執已到達甚麼境地。
德國哲人尼采曾悲歎「人生不過是一剎那、一樁事件、沒有結果的一樁意外」，這個描述其實是進化論必然的邏輯結論。人既是動物界中的進化結果，他只是細胞分裂和突變的偶然產物，人生就必然地是一次沒有既定意義的「意外事件」，接受進化論的人必須承認這樣的結論。存在主義者在悲苦的現實中，以勇毅的意志來表彰人的存在意義，這精神誠然值得尊敬，卻與整個理論體系並不協調，是以尼采以精神錯亂告終，不少存在主義者以自殺結束悲苦的一生。
究竟進化論的精神給予我們怎樣的人生觀？人既純屬物質界的動物，我們就只應〔實在不再有應不應該（ought-ness）的概念，動物界只有是與不是的實然（is-ness）狀態〕按著欲念行事，直至生命結束，曾經存有化為無有，一切就是這樣運行，根本不存在意義的問題。愛和自我犧牲成了最荒誕的行徑，勇氣和尊嚴是無從解釋的概念，因為它們根本不應該存在。
基督教對人的了解必須從神的創造開始，人乃是按著神的形象創造，並被賦予動物界所沒有的「靈性」，所以人類的存在絕非偶然，更不是意外。人既是按著神的形象造成，他就是超越了物質界的邏輯，他所具有的情感、理智和意志都是源於神的位格（personality）。人的精神要求、道德意識和尊嚴亦是衍生於神的形象。
若說進化論是基於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發現，那麼創造論就是基於人本質的理解，兩者同樣是需要信心的接受。科學的描述是把零碎的現象連繫起來，明顯地，我們不能說它就是事物的真象，是以科學的描述時常都因應進一步的發現而作出修改，創造論能否說科學的描述？若是根據人本質現象的分析，我們大概不能否認它有科學的精神。不過，創造論對人生起源的解釋，從意義的觀點大於科學的觀點。
甚麼是意義的觀點？一些人從聖經創世紀的描述與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發現所存在的衝突，得出創造論不可信的結論。這裏暫且不討論人類學和考古學的限制和缺點，創造論的重要意義在於神創造了宇宙萬物，而不是在於神創造的方法。人們當然會知道往魚骨裏挑刺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若要斟酌於創世紀的字句細節，而否定創造的「可能」，那只是因為他們已立定心意拒絕創造論。
承認神創造這世界的意義，就是確認這世界是一個有秩序的實體，有神的護持，不會霎時變得混沌虛無，更重要的是創造是一項有目標的作為。按聖經的記載，神創造的目的是基於愛的動機，彰顯自身的榮耀，並定意以人為衪愛的對象，分享衪創造的喜樂。在這個意義下，人的身分得到定位；他是一名擁有自由意志的受造者，正因為他具有自由意志，他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崇拜者（worshipper）。
說崇拜者，不少人認為這是一種下賤的自我否定。不過，若我們從身分的定位來看，這其實是一種自我的肯定。一個真正的崇拜者，他當會領略到與創造主的甜蜜關係裏所獲得的真正喜樂。人在世間努力尋找同行者，否則，他就會感到孤單乏味。同樣，人若要拋棄他的創造者，他必然感到空虛無聊。所以，崇拜其實是人的一種自然回應，是與創造者的親密溝通。
神按著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明顯地，衪賦予人一個極特殊的身分，是動物所沒有的。人乃具有神代表（ambassador）的高貴身分，因而人是主體，而不是客體，人不應被淪為奴隸或工具，人的生命應得到尊重。
人在世上的使命亦因而得到定位，他是神溝通（communion）的對象，因而他應以了解神（knowing God）為己任。人既是神在世上的代表，他亦應以智慧和創造力護持大地，並使之常在良好的狀態（well-being）。
不過，當論到神的形象時，若不談及「愛」，那就是一個極大的疏忽。神的創造乃基於愛的緣故，神的愛（agape）具有自我犧牲的性質。在人世間，我們同樣找到犧牲的愛，就如父母之愛，和那些願意貢獻一生服侍受苦者的人的愛。因此，人的犧牲和愛不但不會成為荒誕的行徑，更是源於神的一種高貴情操，也是人生的一項重大任務。
對於進化論者來說，上述都只是一些無意義的言詞。進化的世界裏，人不應有主體的身分，也沒有護持大地的必然職責，他只需按著欲念攫取所需，更不可能有愛的感受。
創造的原意是從無成為有，而不是從有成為無，因此，死亡不是創造的原意。正如人有神的概念，人也有永恆的意念。這個永恆的意念並不是人無故地想像出來的，而是潛藏於人的意識裏、是人曾經擁有的事實。人尋求死後將往何處的答案，是因為他不能接受自我的霎時消逝，這是一個荒謬的結局，違反人類的理智。若不是人離開神的緣故，死亡根本不會存在，人將永遠與神在一起。
若說死亡是一種懲罰，倒不如說死亡是一種提示或警告。人選擇離開神之後，他的存在狀態已脫離神的創造原意，死亡給予人類一個大限，為了要他時常警覺他那不如意的存在狀態，死亡的荒誕結局叫人感受到存在的威脅，因而思索存在的意義。
人究竟將往何處？這決定於他曾否認真的面對人生，當人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並回應生命的質詢，在這個過程裏，他彷彿回到他的出生之處，尋索生命的意義，在這裏，他與創造主重遇，並得到了「重生」（born again）的生命。他當可獲得「永生」的確據，重返永恆生命的軌迹，深信死亡只是進入另一階段的生命的前奏。
人拒絕承認神是創造主，並且不願根據衪的創造意旨履行職責，自此，人就離開了神，以自己的意旨代替了神的旨意，按神的定義，這就是罪了。罪帶來了死亡的後果，亦自此為人類帶來命運和死亡的焦慮，當人放棄神的同時，他也放棄了生命的意義，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籠罩著人的心思意念。人自覺離開了生命的本源，憑自己的力量，並不能達至完全，甚而在他的本性裏常有一力量叫他不能順著美善之道而行，他因而常感受罪債與被定罪的焦慮。
人深感他需要得到「救贖」（salvation），其意義在於重尋生命的意義，並從罪債和被定罪的焦慮中得到釋放。聖經記載神以肉身來到世間，以人的身分擔負了世人的罪債。從此，人可以與神恢復應有的關係，這種關係正是神在創世以先所定意要建立的。
「救贖」這詞彙聽起來十分抽象，使人立時感受到宗教的氣味；不過，事實上救贖是一次生命的轉化，一旦人確認了他生命的支點在於創造萬物的神，他以此重建與世界、別人和自己的關係，達至起初和諧的狀態，這正是聖經所說：「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所以，基督徒的「喜樂」並不是憑空的製造出來，而是他們找到生命的確據，洞察生命的究竟。一些人戲謔宗教只是「精神的寄托」，若然我們了解人都具有精神的本質，就會對「精神寄托」給予高度的尊敬，正於本書的中心主題所論述，現化文明和現代人的困境，正是精神的失落。
保羅．田立克一語中的：「生之勇氣根源於上帝。」
人要尋索生活的意義，首先要對自身的身分得到定位，才有支點（reference point）解釋人生，是以人必須先尋得三個基本問題的答案；我究竟從那裏來（或說我是誰）？我為甚麼來到（或說我來世的使命是甚麼）？和我將往何處去（尋求永恆的歸宿）。
現代人一般傾向接受人是從猿猴進化而來，原因是這樣的解釋看來科學化一點。當然，從來沒有很多人真的花心思研究進化論，他們接納這樣的解釋純粹是對科學投出信任的一票。科學的權威甚至伸廷至哲學的範疇，凡是不能證實的東西就不可接納。縱然不少學者已提出科學的權威只應在描述物質世界的現象，而不在解釋世界本體的由來，但講求客觀和理性的現代人，對科學主義的擁護絲毫沒有減退，在把信奉宗教的人士標籤為「迷信族羣」的同時，他們卻從不反省自己對科學的迷執已到達甚麼境地。
德國哲人尼采曾悲歎「人生不過是一剎那、一樁事件、沒有結果的一樁意外」，這個描述其實是進化論必然的邏輯結論。人既是動物界中的進化結果，他只是細胞分裂和突變的偶然產物，人生就必然地是一次沒有既定意義的「意外事件」，接受進化論的人必須承認這樣的結論。存在主義者在悲苦的現實中，以勇毅的意志來表彰人的存在意義，這精神誠然值得尊敬，卻與整個理論體系並不協調，是以尼采以精神錯亂告終，不少存在主義者以自殺結束悲苦的一生。
究竟進化論的精神給予我們怎樣的人生觀？人既純屬物質界的動物，我們就只應〔實在不再有應不應該（ought-ness）的概念，動物界只有是與不是的實然（is-ness）狀態〕按著欲念行事，直至生命結束，曾經存有化為無有，一切就是這樣運行，根本不存在意義的問題。愛和自我犧牲成了最荒誕的行徑，勇氣和尊嚴是無從解釋的概念，因為它們根本不應該存在。
基督教對人的了解必須從神的創造開始，人乃是按著神的形象創造，並被賦予動物界所沒有的「靈性」，所以人類的存在絕非偶然，更不是意外。人既是按著神的形象造成，他就是超越了物質界的邏輯，他所具有的情感、理智和意志都是源於神的位格（personality）。人的精神要求、道德意識和尊嚴亦是衍生於神的形象。
若說進化論是基於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發現，那麼創造論就是基於人本質的理解，兩者同樣是需要信心的接受。科學的描述是把零碎的現象連繫起來，明顯地，我們不能說它就是事物的真象，是以科學的描述時常都因應進一步的發現而作出修改，創造論能否說科學的描述？若是根據人本質現象的分析，我們大概不能否認它有科學的精神。不過，創造論對人生起源的解釋，從意義的觀點大於科學的觀點。
甚麼是意義的觀點？一些人從聖經創世紀的描述與人類學和考古學的發現所存在的衝突，得出創造論不可信的結論。這裏暫且不討論人類學和考古學的限制和缺點，創造論的重要意義在於神創造了宇宙萬物，而不是在於神創造的方法。人們當然會知道往魚骨裏挑刺是多麼容易的一件事，若要斟酌於創世紀的字句細節，而否定創造的「可能」，那只是因為他們已立定心意拒絕創造論。
承認神創造這世界的意義，就是確認這世界是一個有秩序的實體，有神的護持，不會霎時變得混沌虛無，更重要的是創造是一項有目標的作為。按聖經的記載，神創造的目的是基於愛的動機，彰顯自身的榮耀，並定意以人為衪愛的對象，分享衪創造的喜樂。在這個意義下，人的身分得到定位；他是一名擁有自由意志的受造者，正因為他具有自由意志，他才能成為一名真正的崇拜者（worshipper）。
說崇拜者，不少人認為這是一種下賤的自我否定。不過，若我們從身分的定位來看，這其實是一種自我的肯定。一個真正的崇拜者，他當會領略到與創造主的甜蜜關係裏所獲得的真正喜樂。人在世間努力尋找同行者，否則，他就會感到孤單乏味。同樣，人若要拋棄他的創造者，他必然感到空虛無聊。所以，崇拜其實是人的一種自然回應，是與創造者的親密溝通。
神按著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明顯地，衪賦予人一個極特殊的身分，是動物所沒有的。人乃具有神代表（ambassador）的高貴身分，因而人是主體，而不是客體，人不應被淪為奴隸或工具，人的生命應得到尊重。
人在世上的使命亦因而得到定位，他是神溝通（communion）的對象，因而他應以了解神（knowing God）為己任。人既是神在世上的代表，他亦應以智慧和創造力護持大地，並使之常在良好的狀態（well-being）。
不過，當論到神的形象時，若不談及「愛」，那就是一個極大的疏忽。神的創造乃基於愛的緣故，神的愛（agape）具有自我犧牲的性質。在人世間，我們同樣找到犧牲的愛，就如父母之愛，和那些願意貢獻一生服侍受苦者的人的愛。因此，人的犧牲和愛不但不會成為荒誕的行徑，更是源於神的一種高貴情操，也是人生的一項重大任務。
對於進化論者來說，上述都只是一些無意義的言詞。進化的世界裏，人不應有主體的身分，也沒有護持大地的必然職責，他只需按著欲念攫取所需，更不可能有愛的感受。
創造的原意是從無成為有，而不是從有成為無，因此，死亡不是創造的原意。正如人有神的概念，人也有永恆的意念。這個永恆的意念並不是人無故地想像出來的，而是潛藏於人的意識裏、是人曾經擁有的事實。人尋求死後將往何處的答案，是因為他不能接受自我的霎時消逝，這是一個荒謬的結局，違反人類的理智。若不是人離開神的緣故，死亡根本不會存在，人將永遠與神在一起。
若說死亡是一種懲罰，倒不如說死亡是一種提示或警告。人選擇離開神之後，他的存在狀態已脫離神的創造原意，死亡給予人類一個大限，為了要他時常警覺他那不如意的存在狀態，死亡的荒誕結局叫人感受到存在的威脅，因而思索存在的意義。
人究竟將往何處？這決定於他曾否認真的面對人生，當人誠實地面對自己的處境，並回應生命的質詢，在這個過程裏，他彷彿回到他的出生之處，尋索生命的意義，在這裏，他與創造主重遇，並得到了「重生」（born again）的生命。他當可獲得「永生」的確據，重返永恆生命的軌迹，深信死亡只是進入另一階段的生命的前奏。
人拒絕承認神是創造主，並且不願根據衪的創造意旨履行職責，自此，人就離開了神，以自己的意旨代替了神的旨意，按神的定義，這就是罪了。罪帶來了死亡的後果，亦自此為人類帶來命運和死亡的焦慮，當人放棄神的同時，他也放棄了生命的意義，空虛和無意義的焦慮籠罩著人的心思意念。人自覺離開了生命的本源，憑自己的力量，並不能達至完全，甚而在他的本性裏常有一力量叫他不能順著美善之道而行，他因而常感受罪債與被定罪的焦慮。
人深感他需要得到「救贖」（salvation），其意義在於重尋生命的意義，並從罪債和被定罪的焦慮中得到釋放。聖經記載神以肉身來到世間，以人的身分擔負了世人的罪債。從此，人可以與神恢復應有的關係，這種關係正是神在創世以先所定意要建立的。
「救贖」這詞彙聽起來十分抽象，使人立時感受到宗教的氣味；不過，事實上救贖是一次生命的轉化，一旦人確認了他生命的支點在於創造萬物的神，他以此重建與世界、別人和自己的關係，達至起初和諧的狀態，這正是聖經所說：「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所以，基督徒的「喜樂」並不是憑空的製造出來，而是他們找到生命的確據，洞察生命的究竟。一些人戲謔宗教只是「精神的寄托」，若然我們了解人都具有精神的本質，就會對「精神寄托」給予高度的尊敬，正於本書的中心主題所論述，現化文明和現代人的困境，正是精神的失落。
保羅．田立克一語中的：「生之勇氣根源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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