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義 — 現代政治的怪物

甚麼是官僚主義？看過以下的個案，或許不需要更詳盡的解釋，你對官僚主義便心領神會了。

你知道今年是甚麼年嗎？羊年？一九九一年？這些都是，但我們的世界已為每一年加添一個新名目，例如，一九八七年就是「國際庇護無家者年」。由於這緣故，誘發了部分立法局議員和傳播媒介對露宿者的關注。於是立法局定於那年的七月來一個休會辯論，而政府則在六月「搶先」成立了一個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一切現象均在顯示，露宿者問題終於受到注視了，不過，高興還未來得及，種種迹象顯示，這又是一次官僚主義的精彩表演。

這個名為「露宿者問題統籌委員會」（下稱委員會）怱怱成立，成員全來自官方，包括社會福利署、房屋署、醫務衛生署、政務署、市政總署、警務署和禁毒科代表，從這些代表的背景，我們已明白到露宿者問題的複雜性。這個委員會成立不足一年，已「做」出一點成績來，包括資助成立一間「日間援助中心」和籌劃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不過。這個委員會並不像其他同類型委員會，它完全沒有邀請志願團體出席會議。而事實上，志願團體一直在照顧露宿者的問題上佔主導角色，是甚麼原因委員會要排除志願團體出局？

委員會成立不足半年，已有五名成員更換，雖然各部門仍然有代表出席會議，但新人事新作風，再加上新的官員代表對問題要重新了解，這樣對工作效率和延續性明顯地有不利的影響。頻密的代表更替已顯示當輿論的注意力就露宿者問題一旦鬆懈，部門的主要人力資源就調往處理更重要的事件了。

根據「深水埗區街頭露宿者研究報告書」顯示，「無能力負擔租金」和「拆樓後不能另覓居所」高佔露宿原因的首兩位。這顯示政府在舊區重建時，往往在安置及賠償的工作上準備不足，以致在舊居拆卸後，不少人被逼淪為露宿者。土地發展公司於一九八八年一月正式成立，全面執行市區重建計劃，政府的土地政策亦由新界返回市區。相信市區重建計劃又會「製造」更多露宿者。

據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全港性調查報告，超過五十歲以上的露宿者佔百分之四十七，他們當中有不少是單身人士，有的是被子女遺棄街頭。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金既不足夠維持生計，他們頓時成為家庭的經濟負擔，政府的房屋恩恤安置則規限多多，有些即使合資格的老人也至少要等上數年後才得「上樓」。

香港現時仍有大量從事非技術性工作的勞工，他們於數年內即將被逼退休，而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充滿漏洞，政府執意不實行中央公積金或强制性私人公積金制度，可以預見一班新的露宿者正在形成，若不立即行動，只怕到時要花加倍的努力，成效也未必理想。但委員會對上述的情況有甚麼看法？

當時的委員會主席副衛生福利司許雄表示，他們的工作重點是幫助身體不健康的露宿者，使他們得到政府給予他們的福利，至於健康人士，他們基本上有自由露宿，只要不阻礙他人就是了。許雄又說：委員會職責在於「解決」香港的露宿問題，而不是「預防」問題的發生。「這是別的部門的職責。」許雄甚至不否認委員會乃在社會壓力下催生出來的。本來有「回應」的政府是好的，但「應付」輿論而沒有真正的解決問題的決心卻是官僚主義常見的現象。

根據社署的資料，有百分之三十點一的露宿者是「自願」露宿的，但由兩個志願團體做的報告（註一）卻分別顯示這類露宿者只佔了百分之一點七及零。為甚麼有這麼大的差別？政府部門和委員會若根據社署的資料，當然就大有理由不用對這種「自願」的行為花太多工夫。正如許雄所說，只要他們不妨礙別人、不影響市容就是了。

一些負責幫助露宿者的志願團體社工表示，露宿者不喜歡向政府部門人員說真話，因為對他們印象不佳，只是敷衍了事；這就有點「你說我是自願就自願吧」的意思。

許雄又說，有些人是喜歡露宿的，他們拒絕接受政府的福利。但根據同樣兩個志願團體調查報告，願意將其資料由研究員轉介有關福利機構，以便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分別高達百分之七十七點二及八十七點五。這些數字明顯地與政府官員所描述的露宿者反應有不合之處。這似乎是一個不合邏輯的說法；露宿者渴望改善生活，卻拒絕與協助他們的政府部門合作。

我於一個晚上在西環現場探訪時，親自目睹以下的情況，或許能為這問題帶來一點解釋：

當晚寒風刺骨，一輛社署的小巴停泊在西環的三角碼頭附近，原來是社署的人員正在派發禦寒毛氈。一個年約六十歲的老伯問：「沒有棉被嗎？毛氈不夠暖的！」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性社署人員粗聲粗氣的說：「沒有，要不要氈？」那老伯遲疑了一會，接著那社署人員赫然發現甚麼似的，說：「你早幾個月不是租了屋的嗎？有沒有向中心退回租金津貼呀？」那老伯只是淡然的答：「有！」這名社署人員用懷疑的語意再問：「真的？」老伯無奈的答：「有！」隨後這名社署人員多次的詢問老伯是否要氈，老伯堅決的拒絕了。

露宿者對政府部門沒有好感的另一原因，是政府部門各自為政，使他們無所適從。對於露宿者，不時都會遇到這樣的情況；社署今天來派毛氈，明天市政署就來掃街沒收了。曾經有一次，市政署在沒有貼紙通知下，把露宿者所有物品掃去，包括早兩晚社署派發的毛氈。露宿者派代表到政務署要求協助，誰知新來的政務主任不但不為他們調查，還惡言相向，叫他們自己到市政署吵個夠好了。對於一班已身無長物的露宿者來說，政府部門沒收他們的東西已迹近對他們的「逼害」了。

當人受到多次失望的打擊，他就沒有勇氣再產生希望了，這也是露宿者對政府部門的感受。

根據社署的資料，露宿者年期平均為三年零十一個月，有百分之十六點六則超過十年，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曾得到社署多次的接觸，詢問他們的資料和需要。而他們最急切需要的服務是長期居所及固定職業。很明顯地，他們多次提出來的希望仍然未能得到政府部門積極的回應，他們只是按期收到救濟金，最後仍是流落街頭。

一個叫阿迪的露宿者憤憤不平的向我投訴：「我花了數十元的車錢來來往往，他們每次也說有樓給我，但去到又說沒有了！」

我所接觸的露宿者當中，不少表示他們不相信政府會幫助他們，這或許是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下所產生的心態吧！

露宿者的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處理，原因除了是政府未能了解問題的重心，和種種迹象顯示她根本沒有解決問題的決心外；政府還有意或無意地導致資料失實，使問題的嚴重性得不到應有的注視。

社署一九八七年的報告說全港共有一千三百一十九名露宿者，與上兩年的人數相若，顯示問題已穩定下來，但露宿者者行動委員會卻聲稱，香港共有超過四千名露宿者，而露宿人數更有上升的趨勢，究竟孰對孰錯？

根據深水埗區議會以摘名和登記身分證號碼的調查方式，調查員在該區接觸到二百三十九名露宿者，但社署同區的數字只得一百八十一人。中西區的堅道明愛社區中心以同樣的方式在本區接觸到一百六十三人，社署的數字卻只是一百二十八人，單是這兩區的數字已相差九十三人。這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還強調，他們所得的數字並不完全，相信仍有很多露宿者是他們接觸不到的。他們也曾把調查資料送予社署覆核，發現有很多個案都不在社署的紀錄裏。

社署解釋，他們在每年約三或四月，選擇其中的三個晚上，由晚上到深宵，到各區訪問露宿者。當然，這樣的調查方法有賴調查員本身的積極性；而根據上述兩個地區調查的負責人透露；大部分不在社署記錄的個案都是一些居於橫街窄巷的個案。這是否顯示社署的調查員喜愛大街大巷？

究竟是否有更好的調查方法，使調查結果與事實情況較接近，曾經有學者提議，除了增加調查的日期和人手外，社署可致函各區居民組織、社團和志願機構，呼籲他們透過回條或熱線電話，通知社署有關露宿者的位置。當然，辦法是想出來的，要改善資料的失確還有很多其他辦法。問題是政府是否願意看見事實！

政府成立的露宿者統籌委員會是否一個常設的委員會？主席許雄沒有正面回答，只說直王委員會認為問題已得到解決，委員會才會解散。但據一些知道內情的人士透露；委員會成立之初，政府打算開兩至三次會議之後就會解散此委員會，但輿論壓力使這委員會欲罷不能。但現在已再沒有人談論露宿者問題了，而委員會較早前提及的一項「市區宿舍計劃」亦已經銷聲匿迹了，這個委員會究竟是否繼續工作，或是早已不再存在，也沒有人知道。

看完這個案，你對香港的官僚主義得出甚麼印象？西方國家的官僚主義情況或許沒有香港的嚴重，但基本上也是循著同一公式，例如，外表在工作，實質沒事做出來的政治表現；或是「以治標不治本」、「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策略把問題拖著，或是有意無意地歪曲資料，甚而是隱藏資料，企圖瞞天過海。這就是官僚主義，現代政治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