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禍患

「鈴鈴鈴……」數十萬個鬧鐘約定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內響起來，這個城市又開始它一天的活動了。

人們如潮水般湧進各種地面或地下的交通工具，一起流進辦公室和工廠，按著設定的方法和節拍工作。午膳時間到來，人羣擠進全城的食肆，像機器要充電般進食，到了黃昏，一切情景就好像錄影機的回帶，人潮退回車廂，再退到整齊而密集的家居。這就是我們城市每一天的故事。

城市人擁有共同的起居習慣、語言、思維方式，面對同樣的難處、憂喜和期望，看同樣的報紙、聽同樣的廣播、欣賞同樣的電影，無論是生產、消費、娛樂，都擁有同樣的經歷，這也就是城市人同樣的故事。

城市不但把人聚集起來，它更成了一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高度集中的自治體，它如機器般循環不息地運作，不容易因外界的衝激而改變它的法則。當這個法則愈是完備，居住在城市裏的人就愈是「標準化」，那是因為城市人受著共同文化的影響，而這個影響已達指令式（dictate）的地步；由我們所創造的環境和文化，已自成一個完備的體統，像獨裁者般，控制著我們生活的每一環節，並把我們鑄造成一式一樣的「人種」。

不知你有否覺察，我們都習慣了任何事情也需要有一定的規則，只怕不是如此，就會走出亂子來。所以，城市的運作是以制度來管理人的行為。由於城市把人類集中起來，人與人之間的利益衝突就更容易發生，於是，城市把一切人類的行為規範化，凡超越此限者，就不受社會認可，是以城市缺乏創造的氣氛，也不鼓勵人們有獨特的個性。

在城市裏，即使你不願意過這樣的生活方式，也無可選擇。或許你不願意像機器般朝九晚六的做著那枯燥乏味的工作，或許你不願意接受那完全堵塞學習興趣的填鴨式教育，但對於大部分城市人來說，拒絕規範，就等於自我流放於城市文化之外，他們將被剝奪謀生的機會，或被視為標奇立異的「離異分子」，並且不受正常社交的歡迎。

七十年代的香港，曾經出現一班批判現代社會意識的年青人，他們成為今天的「優皮」一族，而所謂的優皮士，就是日間坐著行政高位，閒來才追尋切合自己生活情趣的專業人士。畢竟，城市人實在沒有本錢與牢固的制度作不妥協的反叛。

城市的規範有時甚至到達強逼我們做一些不願意做的事情。綠色運動的興趣，使不少香港人關注到生態境的問題，但城市生活的每一環節，都在強逼我們要與地球作對；例如，辦公室的設計註定我們要耗用紙張，在城市裏實行徹底食素也實在困難重重，我們當然不能否認，海水污染也有我們的分兒，無論是情願或不情願地，城市人都需要交出部分的自主權，以換取在城市生活的合法性。當然，你或許會說，自從人類社化後，失去部分自主權已是必然的後果，不過，這裏我所要強調的，是城市「收買」人類自主權自立權的程度已達到專權的地步了。

當然，人類文明史告訴我們，城市的源起與古時人類擺脫封建社會的壓制有關，相比起古代的封建社會，城市人確實是擁有更多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不過，這種制度上的「進步」，卻只是帶導我們走向一個「隱藏式」的專制社會，制度的強化使人類重新陷入形式不同、內容卻沒有兩樣的牢籠裏。

由伯恩斯和拉爾夫（Burns & Ralph）編著的《世界文明史》（World Civilization）第二卷裏，就中世紀城市的社會問題有如下的論述：

「大多數中世紀城市發展得如此迅速，即使有足夠的知識和願望，也幾乎不可能保證城市居民享受有益健康和舒適的生活。居住十分擠擁；在有些情況下，十六個人擠住在三間房裏。居住擠擁的部分原因，是由於城市必須防禦貴族和盜匪的侵犯。為了防禦的需要，每座城市周圍都築了牢固的城牆。……城牆裏的地皮價格驚人地上漲，由此而產生了一個富有的收地租的階級。由於地價昂貴，房屋的上層凸出在街道上，甚至城牆上的空間也被利用來建造屋舍，或種蔬菜花草，開闢成園子，街道又狹窄又彎曲……由於城市的空間是如此狹小，街道成了孩子們和青年的公共遊戲場地。……」

這一段文字是描述中世紀歐洲的城市所遇到的問題，今天讀來，是否感到如老朋友般熟悉？我們對所謂的「寸金尺土」並不陌生，事實上，今天的香港已是「尺金寸土」了。多少的城市勞碌一生，為地產商（新式封建主）奉上金錢？沒有錢的，就連他們用以棲身的木屋，也得因為地產商購入土地而被逼清拆。地產商的足爪已伸展至城市的每一角落，不斷侵蝕那些所餘無幾的消閒空間。

當然，地球本來並不缺乏土地，問題是人類要聚居一處，聚居的好處是方便發展工商貿易，我們當然不會忘記，城市的建立與昔日那日益繁盛的商業活動有關，甚至現代不少第三世界的城市，都是昔日霸權國家強逼通商下淪為的殖民城市，香港就是其中一例。人類為了工商業的發展，已盲目地不顧一切，城市可說是在這種意識帶導下的產物，其內的一切也只是為工商業服務而已。

為了要切合工商發展和人類集居的需要，城市進行大規模的工程，砍伐樹木，削去山嶺、填塞海面，為要增加大量可用的地土。道路網絡的興建、大量汽車的使用，垃圾以幾何級數的增加，造成了噪音、污水、空氣混濁的城市環境，這些都是城市化必需要付出的代價。當然，要付出的代價還不止於此。

人聚居一處，彼此的距離近在咫尺，卻不顯得關係良好。在地車內，我們的距離再沒有比用「親密」來形容更貼切，就是對方的體臭或是秀髮的清香，我們都得以親嘗，不過，距離雖近，但彼此的心靈卻成反比例的遙遠。在平時的社交場合裏，兩人談話，都盡量不會超越一般性的範圍，避免有真正的溝通。若有人不知好歹提出關切的問候，他會被視為不懂社交禮儀的莽漢。

還記者兒時每年回鄉一次，那時我們每當晚飯完畢，就坐在屋外的涼亭下乘涼，哥與姨丈下棋，其餘的人就坐著閒話家常，經過的親友就會親切的問好，或是索性坐下加入閒談的的行例。不過，自從鄉下城市化之後，情況就截然不同，親友們都把自己關在方寸的石屋內，面對著五光十色的彩電，待廣告時間來臨，就怱忙的洗衫或沖涼。每天晚上，我們談不上十句說話，彼此近在咫尺，卻像遠隔天涯。

城市裏，我們有忙得不可開交的工作，有絡繹不絕的應酬，有引人入勝的娛樂節目，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惟有是減至最少吧！

城市人失去了自我的身分，我是誰？或是誰是我？我們只能以姓名、年齡、職業、教育背景和所屬社團的成員來介紹自己，我們習慣於按照城市的分類法，把一切事物有條有理的按照次序和準則分類，我們穿起了城市所賦予的「制服」，身分隱藏在「制服」之內。

事實上，城市那重穿透力極強的文化已把城市人打碎和重整了，我們不但在外表上相似（衣飾和打扮），甚至是氣質也相近。我們卻是浮淺、功利、虛偽、散漫和易變的「經濟人」。

法國學者多明尼克．西蒙內曾這樣形容城市人：

「他已無文化，因為已再無土地讓文化開花，也沒有牽掛的事讓他懸念，而在周圍刻板單調中漸漸沈滅。」

城市，給我們祝福還是禍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