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世上，不外乎尋求幸福、快樂、自由，這是現代人普遍的意識。至於甚麼是幸福、快樂和自由？現代人對這個問題有一個想當然的答案，不用明言，大家心裏有數，以生命的投資說明一切。
西方社會一向被視為最能賦予人民理想的生活：高度的物質享受、教育及資訊的普及、人權獲得尊重……。西方人成了受人羨慕的對象。不過，他們是否真的感到幸福、快樂和自由？
還記得一九八九年的五月間，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邀請，到華盛頓參加一個有關毒品問題的「工作坊」（workshop）。期間，主辦單位請來不少專家來向我解釋現時全球（當然特別是美國）的毒品問題。吸毒者多是西方富裕國家的人民，如美國、加拿大和西歐，美國單是華盛頓這個城市，每年有十多名警察死於追緝毒販，醫院面臨最頭痛的問題是因毒品問題引發的暴力事件，和吸毒母親誕下不足磅的嬰兒，監獄的人滿之患全因毒品問題而起。華盛頓市每天都有至少一人死於與毒品有關的事件。
我們得到美國新聞處的安排，到監獄和戒毒所探望吸毒者，他們的故事都在述說這個富裕城市給他們的捆鎖和咒詛。我還記一名吸毒者以低沈得不像一個有情感的人的語調說：「不吸毒，可以做甚麼？」
我們或許會這樣想：這有甚麼大不了！每個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或許他們都是社會的低下階層，自己不發奮圖強，卻自甘墜落，或許他們都是一班該受淘汰的弱者，適應不到現代社會的遊戲規則。
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毒品及精神病已成了西方社會的嚴重問題。事實上，只要是曾置身他們當中，你就會感受到那種無處不在的陰影。一些學者甚至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軌迹；當社會的模式愈是趨向城市化，毒品和精神病的問題就愈是嚴重。
當代心理分析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在他的名著《理性的掙扎》（The Sane Society），就以第一章比對西方社會的自殺、殺人、和酗酒的情況，發現丹麥、瑞士、蘇格蘭、瑞典和美國是殺人和自殺率最高的國家。佛洛姆寫這書的時候是一九五五年，情況可能已有改變，唯一不變的是這些現象背後的「定律」；就是愈是富裕的國家，人民就愈趨向自毀。
「現代人並不快樂！」這句看來甚為主觀的論述卻又是何等的真確！人們在看似不斷「進步」的文明裏卻迷失了生存的意義。今天，若要我們拿出這個題目來討論一下，人們會感到多麼的不安，這是因為他們已對這問題一無所知。讀到古希臘時代的歷史，我的腦海浮現人們圍著談論人生終極意義的情景，縱然意見未必一致，但他們的研討卻使人們更積極的尋求問題的答案。不過，今天提出這問題的人不是被視為「故作高深」，就是膚淺無知，因為「相對主義」已成為現代人最實際、最高深的人生哲理，「世事何曾是絕對？」愈是虛無的道理愈顯出其莫測高深，愈是語帶譏諷的人愈有「道行」。
不過，人始終是人，他尋求事物意義的渴求是無法抑制的，現代人感受到的空虛、無聊和沮喪是因為意義的迷失。
佛洛姆曾引述兩首詩來闡釋現代文明的「擁有意識」。第一首是英國詩人田力遜（Lord Alfred Tennyson）的作品：
「在牆的裂縫中長出的一朵小花，我把你從裂縫中摘下，連根帶葉整株全在我手裏。小花，只要能參透你，根、葉，所有──到底是甚麼？我便了解神的本質，人的奧祕！」
另一首是日本人松尾芭蕉的作品：
「信步偶然見，細看竟然是薺花，開在牆根下。」
信報專欄作家陳永明亦據此寫了一篇「擁有的人生觀」，他說：
「佛洛姆認為田力遜的詩表現出西方這種擁有的人生觀。詩人看到這朵從牆的裂口中逆放出來的小花，卻要摘下來，觀察研究，這個採擷是連根撥起。這朵花，就因為人的好奇，人的觀察，而犧牲了性命。……反觀芭蕉，他的態度就完全兩樣了。他只是觀賞這在牆根下開著薺花，並沒有要擁有、要握在掌中這個意念，他讓花活著，而這朵活著的花也豐富了他的生命。」
現代人放棄尋求事物的意義，高舉相對和虛無主義，其實也只是為了他們追求「不斷擁有」尋找藉口，既然沒有絕對的意義，那最實際的就是追求即時的滿足，擁有更多的物質和權力就是答案。現代人譏笑宗教，卻將「不斷擁有」的意識視若神明。
不過，在不斷擁有的意識下，現代人不但與自然和身邊的人為敵，資源受到耗用，人際間的攻擊性增加，人更與自己為敵；
「金錢沒有造福人類，反而奴役現代人走進背負債務的循環中。」
這是法國生態學家多明尼克．西蒙內（Dominique Simonnet）的名言。香港散文作家李錦洪說得更透切：
「一張十元鈔票，可以換去抬頭挺胸的一生。一種對生命的信念，豈不更可喚起沈醉低頭的靈魂。」
現代人宣稱宗教已不合時宜，他們把信仰歸入迷信的行列。不過，這種斷言卻正是今天人類文明的禍根。現代文明最大的問題是否定了一切超現實的價值，當人只懂注目於改善當下在存處境的福祉時，人將會變得自私和醜陋。人只顧滿足一己（或是人類作為一個羣體）的喜悅，人將會無視人應有的尊嚴和道德責任，而這正是現代人放棄信仰的後果。
荷李活電影《童年無悔》（The Lord of Flies）描述一班兒童軍人意外地流落荒島。起初，在上校羅富的領導下，這班兒童軍人頗能守望相助。後來，積克推翻了羅富的領導，並且以孤立至追殺的手段，逼得起初站在羅富那邊的一羣，或是倒戈相向，或是喪失生命。羅富在生命受到威的時刻，仍然堅持自己的信念，一隊美國空軍在巡邏時發現了羅富在山上直燃點的營火，於是前赴荒島，卻發現一班打扮作獵人的兒童，正拿著茅枝瘋狂地追殺羅富。軍官被這情景嚇呆，問：「你們在做甚麼？」
羅富與積克的衝突，在於他們對生存處境有不同的理解和態度。羅富認為，流落荒島只是一個短暫的過渡期，故他們應該要做的，是保持山上的營火信號，期望得到拯救，在這種得到拯救的信念下，這班小軍人較能能保持他們的紀律。但積克不久已放棄了得到拯救的期望，他轉而把注目點放於如何改善當下的處境，使生活過得溫飽和有點樂趣，於是他帶著一班羣黨（gang）開始進行狩獵。漸漸地，由他所訂立的遊戲規則變成不擇手段，目的是使自己和他的羣黨生活過得容易一點。不過，後果是他們愈來愈活得不像人，他們把臉塗污，自稱是狩獵者（hunter），放下一切人類的尊嚴和倫理的規範，以欲望（drive）為行事的動力，在電影的鏡頭下，他們已淪為動物。電影的結尾，以美軍官一句「你們在做甚麼」，可說是導演對現代文明的一句質詢。
我們在做甚麼？不論是農業、工業或是資訊社會，不論是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人類的注意力從來沒有離開過從大自然、從別的國家、從別的社羣、從別人手裏，攫取更多資源。過去，人類以赤裸的暴力達致目標，今天卻以制度堂而皇之的進行剝削，這就是為甚麼有人營養過暴，有人卻營養不良而死。
本來，追求改善生存處理的福祉是沒有錯的，問題是人只著眼於此，很容易流於功能主義，一切有實利的為之對；否則，為之沒有意義。在這種意識的帶導下，人失去了一個更高層次的價值標準，那就是人的尊嚴和道德責任。
當代科學家阿爾伯．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說：
「科學無宗教則為瘸子，宗教無科學則是盲人。」
當代哲學大師波柏爾（Kerl Popper）也曾說：
「人類不能在缺乏信仰的情況下而能活下去，科學與宗教在十九世紀以前的衝突，在目下早已應過去了。」
現代人反對信仰，不一定基於理性，或許只是人云亦云的執迷。事實上，當我們看到人類的知識幫助了我們生產武器，在戰場上消滅無數的生命，或是科技如何協助我們耗用地球的資源，人類的理性卻無力加以控制。甚而，當理性以價值中立的面目，與科學結合起來，將人類「物化」，人其實是步向「理性的野獸」。真正的理性必然是尋求事物的真象，並以道德勇氣來規範自身的行為，亦只有這樣，人才配稱為人，並與自然、人際和自己保持和諧的關係，人才會感到真正的幸福、快樂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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